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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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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麻语录
    农业学大寨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营95她判
    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目录
    学根本抓路线普及大寨县
    苦战一年建设大寨县—上海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3)
    堵住资本主义道路迈开社会主义大步
    …青浦县商榻公社党委书记丁巧生（8)农业学大寨，穷队赶富队……上海县塘湾公社党委书记徐连生（10)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于…金山县枫围公社党委副书记金照根(12)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中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委员会（14)前进路上又一年
    …上海市前进农场工人写作组（16)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4…
    …罗思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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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水浒》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康立（28)宋江与武训
    洪延青杜恂诚(31)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
    徐震(33)
    “呼保义”新芳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费秉勋(35)
    “风宪衙门”及其他
    …石岩（37)
    文学评论
    读鲁迅的诗论…
    …石一歌(38)
    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
    …刘大杰（42)
    略论《文心雕龙》
    …志培松笔（53)
    影评：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看影片《春苗》礼记
    …石川(57)
    学哲学用哲学
    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方海（62)
    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胡润松完绍元(66)辩证法开出技术革新之花…上海电器电镀厂党支部书记王连庆（69)
    社会调查
    “电子迷”的故事
    李海生陆晓禾(71)
    人物传记
    鲁迅传（续六）
    …石一歌（76)
    9牛二+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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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根本抓路线=善及太寨县
    编者按：在当前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中，上海县委制订了苦战一年的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全县二千二百八十二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它既是上海县五十二万人民的决心书，也是向本市郊区各县的挑战书。现将这份规划发表于下，供有关方面参考。
    苦战一年建设大寨县
    —上海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强劲东风，吹遍了上海县的社社队队。全县人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我们决心带领全县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横下一条心，拿出拚命劲，真学大寨，苦战一年，高标准，严要求，为全面实、现建设大察县的六条标准而奋斗。
    (一)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堵住资本主义的邪路，迈开社会主义的大步。把斗争锋芒对准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将功夫下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上，把着重点放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上。为此，决定从县级机关、县直单位以及各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一支农业学大寨小分队，立即奔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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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学大寨第一线，帮助社、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全县十八个公社、二百三
    十八个大队分期分批进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发挥贫协组织的监督作用，有效地改造阶级敌人，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积极办好生产队政治夜校，巩固和发展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二)建设好县委领导班子。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今年“三秋”以后，县委要集中搞一次开门整风，发动群众帮助县委揭矛盾，找差距；以后，除了每年搞一次整风以外，还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使县委真正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火车头。县委一班人要带头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本县的斗争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对县委内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反映，要坚决开展斗争，不做老好人，不搞特殊化，不向资本主义发放“通行证”。坚决转变领导作风，老老实实深入基层蹲点，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委、县革委会十四名常委，除四名留在机关抓面上的工作而外，其余十名全部沉下去，没有要事不回机关，蹲好一个点，带好一个片，力争劳动一百天。要搞好机关革命化。坚决精简会议，县里除了每年开一次四级干部会、两三次三级干部会以外，白天一般不召开社、队千部会议。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工、贫、青、妇等组织的作用。
    (三)下硬功夫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一年内改变全县现有三十二个后进大队的面貌。这些队的面貌不改变，将拖住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后腿。但要看到，后进队的群众并不落后，广大贫下中农是迫切要求改变面貌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要革命的，增产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关键在于整顿好领导班子，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并要发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方针，逐步改变生产条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县委常委要亲自下去，分片包干，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确定改造方案。县委要逐个讨论改造方案，定期检查。'
    (四)充分发挥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的作用，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全面关心他们的成长。要发动他们积极地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更好地接受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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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县、公社、大队各级党组织，都要有专人抓知识青年的工作，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批评建议。对于他们在学习、思想、劳动和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解决。对于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农具、口粮、柴草以及同工同酬等问题，要经常检查落实。要鼓励和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有条件的公社，还可以为他们开办业余大学。特别要关心女青年的身体健康。要坚决同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
    (五)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
    重新安排全县的土地。按照一九八O年粮食亩产二千斤的要求，全县目前还
    有二万三千亩高亢地，二万四千亩低洼地，以及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十左右的插花地，必须加紧进行改造和调整。今冬明春首先打好三场硬仗：(1)大修水利。全县开河总长七十五公里，挖小排河、大明沟总长四百三十三公里。(2)平整高亢地一万零七百亩，改造低洼地一万六千三百亩，调整好插花地，使全县旱涝保丰收、高产稳产的农田面积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再苦干
    一个冬春，把全部耕地建设成为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3)新建园田化耕地五万亩，使土地平整、水系合理、排灌分开、三沟齐全、河闸路桥配套的园田化农田面积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三项，总土方比去年翻一番。
    (六)大搞农业技术改革，把农业机械化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按照本县具体条件，三麦、水稻、棉花、油菜、蔬菜和养猪共有七十个工种应该实行机械化。目前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有三十六种，半解决的五种，没有解决的二十九种。一九七六年主攻“两深”“四弯腰”，要求做到插秧、深耕、开沟和后季稻收割基本实现机械化；并充分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大会战，力争攻下拔秧机。健全和武装三级农机科研网，大力发展一机多用，对已有的农机要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对现有二万一千多人的农机技术队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
    (七)大搞科学种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七六年，全县粮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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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产争取从一九七四年的一千六百三十二斤提高到一千七百五十斤左右，棉花亩产从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十九斤提高到一百五十斤左右，油菜籽亩产从一
    九七五年的一百八十五斤提高到二百八十斤左右。为此，要大力提倡科学种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进一步健全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充分发挥已有一万人的科技队伍的作用，并兴办一所农民“五·七”大学。把试验田、样板田、种子田的面积扩大到占粮棉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加强植保工作，控制病虫害。大搞种子革命，切实做好基地、队伍、任务、政策、制度五个落实，下决心选育出适合本县三熟制的早熟、抗病、抗倒、高产、优质的优良品种。努力做到一年三熟，熟熟增产。要大搞有机质肥料，大搞养猪积肥，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季养、种、造，潭潭沤制好，熟熟吃得饱”，坚决做到三亩一个潭，每熟每亩一百担。努力把农本降到百分之二十八以下。
    (八)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更好地为城市服务。我县地处近郊，肩负着城市人民在蔬菜、猪肉、禽蛋、瓜果等副食品供应方面的重任。搞好副食品生产，是直接关系到城市人民的生活、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的大事，是郊县社员和干部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为此，全县的蔬菜生产要坚决执行国家计划，增强抗灾能力，一九七六年达到亩产一百二十担，总产六百五十五万担左右，并做到品种多，质量好，上市均衡，确保上海市区三分之一人口的蔬菜供应。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多种经营。大搞青粗饲料，饲养好母猪，搞好防疫工作，争取使生猪饲养量达到六十万头，平均每亩地一点四二头；上市量三十万头，超国家计划百分之三十，平均每人为城市提供七十斤白肉。家禽的上市量力争从一九
    七五年的十二万只增加到二十五万只（集体十八万只，社员七万只）；蛋的上市量从一九七五年九十万斤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万五千斤；水产完成五千担左右调市任务，瓜果完成二十八万担左右调市任务。
    (九)积极发展社、队工业，进一步壮大公社、大队的集体经济。全县已有社、队工厂四百三十三个，年产值一亿一千万元，加上其它企业，年产值总计一亿二千二百万元。现在，公社一级的收入在三级经济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大队一级占百分之十七点二。但是，全县全年积累不到六十万元的公社还有六个，不到一万元的穷大队还有三十一个。一九七六年，要重点帮助穷大队发展队办工业，安排好产品，落实好供、产、销渠道。对已经办起的社、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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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要普遍进行一次整顿，端正为农服务的方向，改进经营管理。确保社、队两级积累主要用于农业。到一九七六年底，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在三级经济中的比重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左右，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十)全县各行各业都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为建设大寨县作出新的贡献。工业部门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抓好社、队工业和基础工业，管好农业机械，加快农业机械的生产和试制工作。交通建设部门要切实搞好运输工作和道路桥梁的建造、维修工作。财政部门要在一九七六年的地方财政中拿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支援农业，特别要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社、队发展农业机械化，改变生产条件，使他们的集体生产和社员收入尽快地达到或超过全县现在的平均水平。物资和商业部门要积极组织货源，保障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文教、卫生、公安、民兵等部门以及五大镇，都要为建设大寨县作出新的贡献。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使全县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以下。
    (十一)县、社、队都要作出全面实现大寨县六条标准的规划和切实的部署，全力以赴，去夺取胜利。各级党组织要在“三秋”前后，充分发动群众，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订出一九七六年规划和五年奋斗目标，每月
    一次汇报，每季一次交流，年中检查，年底评比。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社和先进队，要继续巩固，不断前进。一九七六年要求再有七个公社和百分之五十的大队跨入先进行列。这样，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将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每建成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要由县委认真考核验收。各行各业、各部门也都要围绕建设大寨县订出自己的一年和五年的工作规划，并切实贯彻执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前，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兴起，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戒骄戒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奋战一年，把上海县真正建设成为大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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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住资本主义道路迈开社会主义大步
    青浦县商榻公社党委书记丁巧生
    我们公社地处淀山湖畔，地势平坦，土质肥美，河港纵横，是一片“角米之乡”。然而，这几年来，就在这一片土地上，两个阶级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争夺战。我们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终于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抵制了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发展。
    一九七一年，我们这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动社员放弃集体经济去搞资本主义，说什么“单靠六棵头（指水稻），社员吃苦头”，“干错万错，捞钞票勿错”，刮起了一股私人烧砖窑的歪风。烧砖窑，需要相当数量的土地、燃料和劳动力，只适宜由集体经营。无计划地烧窑，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阶级敌人煽动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烧黑窑以后，在公社范围内出现了三十多只黑窑。当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有些生产队却有不少劳动力去挑窑墩。大田里冷冷清清，窑墩上“热气腾腾”。这一年，全公社十
    七个大队有十三个大队粮食减了产。
    严重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我们懂得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一有机会就要向我们进政。烧黑窑的人绝大多数是被“私”字蒙住了眼晴的社员，他们受了阶级敌人的蒙骗和毒害。要刹住这股歪风，就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一九七二年，我们结合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把遍动烧黑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擦亮了群众的眼晴。许多生产队当天就铲平了黑窑墩，把社员的心思引到集体生产上来。这一年，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一百三十三万斤，十七个大队普遍增了产。
    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批判过了的坏东西，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又会冒出来。烧黑窑的歪风刹住了，阶级敌人又借别的题目作文章。一九七三年，在公社范围内冒出了一股做砖坯的风，把做好的砖坯偷运到外地去卖。为了做砖坯，大片良田被掘得七坑
    八洼，贫下中农痛心地说：“这样搞法，老子种高田，儿子种低田，孙子种荡田。再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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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捕鱼捉蟹摇网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开始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我们再一次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大批资本主义，并针对所谓“商榻田少人多，多余劳动力无出路”的论调，进行了大讨论。贫下中农说：“我们如果认真象大寨那样改天换地办农业，劳动力还不够用呐！”对“劳力多余”要作具体分析，有时它往往成为一些人弃农从副的借口。祥坞大队平均每人只有七分地。他们在纠正了“劳动力多余”论后，把劳动力用在农业上，拆掉了五只窑墩，把因做砖坯而掘坏了的土地平整好，同时大积自然肥，实行精耕细作。这样一来，劳动力显得很紧张了，每个月经常要开夜工。这说明“劳力多余无出路”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经过这样的大讨论，大批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第一线。这一年，虽然连续阴雨，淹没良田一千多亩，但广大贫下中农冒雨筑坝修圩，战胜了灾害，夺得了丰收，全公社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加近二百万斤，十七个大队又一次普遍增产。
    粮食生产上去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在一九七四年，一些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的人又在说什么“粮食增加，钞票减少”，鼓吹“出去弄现钞”。于是，部分劳动力盲目外流。贫下中农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严正指出：“大批劳力外流，党委要把群众引向何处去？”这一下，对我们震动很大。为什么资本主义势力能一再在我们公社里兴风作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一种错误倾向露头时就及时发觉并加以制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象大寨那样始终抓住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我们认识到，要使公社党委真正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坚强堡垒，就一定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学到手。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党委着重抓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生产队千部和群众
    一起总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我们调查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农业生产连年上升的陈东大队。这个大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发现资本主义的苗子就立即卡住。因此，资本主义的货色在这里就没有多大市场。有人到这个大队去，以高价向社员收购砖坯，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摇着空船回去；柴草有了多余，有人又跑上门去，愿意出几千元钱买走，但陈东大队的贫下中农情愿自己摇了船，以几百元的价格卖给国家。他们自豪地说：“我们不是见钱眼开的旧商人，我们是毛主席教导下的人民公社社员。”我们公社党委成员从陈东大队的经验中受到深刻教育，在全公社宣传他们的经验，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回顾这几年来的经历，我们深深体会到，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发展。什么时候放松了这一条，斗得不力，发展就慢，干扰就多。只有堵住资本主义的路，社会主义才能迈大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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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学大寨穷队赶富队
    上海县塘湾公社党委书记徐连生
    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到建设大寨县，标志着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感到，建设大寨式的社、队，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努力壮大公社、大队集体经济，有效地帮助穷队赶上富队，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为了有效地帮助穷队赶上富队，首先要解决对待穷队的认识问题。过去，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愿意抓先进队，不愿意抓后进队。总以为抓了先进队，容易出成绩，面上有光彩，上下好交待。后进队往往是穷队，问题复杂，短时期不容易抓出名堂来，于是就绕开穷队走。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穷队之所以穷，除了自然条件等原因外，主要是那里的资本主义势力比较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些地方，恰恰最需要我们从政治上给以有力的支援。
    帮助穷队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实际感触。有-一天夜里，我到一个生产队去参加政治夜校的活动，看到桌上点着几盏油灯，我就问：“你们生产队怎么不装电灯？”回答是：“我们是个穷队，装不起。”我看到远处的一些村庄，家家户户亮着雪白的电灯，再看看屋内这些油灯，心中很不安，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发展集体经济，摘掉“穷”的帽子呢？后来深入一了解，进一步发现有些队很富裕，他们的社员分配水平比穷队高出几成甚至一倍之多；而另一些生产队则经常要向银行借款，有的就连把电引到打谷场上的低压电线也买不起。我回想在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中，我同贫下中农吃一口锅，睡一个铺，决心为了彻底改变自己阶级兄弟姐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斗争，而现在，穷队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是多么地需要我们加紧工作啊！
    帮助穷队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的需要。生产队之间的穷富悬殊，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现阶段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制，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队与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穷队的状况如果长期继续下去，会影响到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影响到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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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引导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一步一步地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以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方面，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几年来，我们对于帮助穷队从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认识有了一些提高，也逐步摸索了一点经验。
    帮穷队要帮在根本上，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穷队的干部和群众，把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种到他们心里去。穷队要改变面貌，关键在领导。只要领导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穷队的落后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我们公社的这些穷队，大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干部去得少，有了问题不能及时得到帮助解决。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向十一个后进队派去了“农业学大寨小分队”，同当地群众和干部一起，大批资本主义，揭开了一些生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和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找到了症结，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现在，这十一个穷队都开始赶上来了。
    帮助穷队要帮他们长志气，而决不能采取“喂”的办法。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在帮穷队时，常常让他们“吃小灶”。这样做只是增加了他们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本改变不了穷队的面貌。后来，我们纠正了这种做法，穷队的干部同群众一起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找出办法，树立雄心，制订长远规划，明确在三、五年内的主攻目标，鼓励他们以“穷棒子精神”努力实现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和大队也从资金、技术、材料等方面给予应有的支援。
    在编制全公社的生产计划时，也要注意到如何有利于缩小穷队富队的差别。我们有意识地把新增加的蘑菇、药材、出口鸡等副业生产任务分配给一些穷队。县分配给我们公社养鸡场一万四千只出口鸡的任务，我们分出六千只给穷队养，使他们能增加收入，还派出专人进行具体帮助，直到这些队在技术上过关了，经济收入稳定地增加了才放手。
    帮助穷大队发展队办工业，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星火大队原来很穷，他们白手起家，利用河边杞柳编制工业上包装用的箱子，获得了一笔收入。公社帮助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两台锯床，把社办厂的一项加工任务交给了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七、八万元的五金厂。它为大队所提供的积累，购买了一台大拖拉机，四台插秧机，建成了五百公尺的地下渠道。大队的经济收入已由穷队一跃而达到全公社的中等水平。
    现在，我们公社的许多干部都抢着到穷队去蹲点。穷队的干部和社员也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精神。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望见了农村全体人口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望见了人民公社不断增强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望见了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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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干
    金山县枫围公社党委副书记金照根
    我们枫围公社地处金山县的西北角。全公社五万五千亩农田中，有一万一千亩低注地，四千多亩低荡田，还有八千多亩地脚硬、土质瘦的“洋铅皮”地。加上河浜杂乱无章，圩头弯弯曲曲，土地零零碎碎，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近几年来，我们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改土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了一万八千多亩地，新开了十三条大河道，修筑了一百八十多公里的新圩堤，开挖了四百四十公里的大沟渠。使过去“九年三熟
    六年荒”的穷乡村，变成了一年三熟，年年丰收的米粮仓。我们取得这些初步成绩，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发扬大寨的革命精神。
    怎样改变落后的自然条件？这里面就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我们不是大胆革旧山河的命，而是靠修修补补过日子。比如，把低荡田的围堤加加高，把歪七扭八的土地拉拉平，把淤塞的河道疏疏通。群众把这种做法称作“刮刮胡子修修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六、七百斤之间。文化大革命以来，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国出现了群众性的改土治水热潮，许多地方的面貌一年一个样。这种形势使我们认识到，只搞修修补补的精神状态，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在作怪。
    要使枫围的河山改，力量的源泉在群众。为了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们着重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大破旧传统、旧习惯；二是进行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枫围农田的落后面貌，是几千年来小生产的产物，大多数贫下中农是不满意的，迫切地要求改变。但也有些人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甚至还有“铲坟墩，动庙基，要闯大祸”的封建迷信思想。如今，要把枫围河山兜底翻个身，不从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落后思想中解放出来，是办不成的。因此，我们针对这些旧传统、旧习惯，大讲重新安排河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意义，使大家看到，这是增强抗灾能力，实现农业高产稳产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条件。广大群众一旦认清了改土治水的重大意义，积极性就非常高。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订措施，破除旧传统、旧习惯。如新华大队在建造沟渠的过程中，只花了七天时间，就搬走了一座四万多斤重的大庙基。同时，我们组织群众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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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大庆工人、大寨贫下中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树立起“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干”的坚强信念。社员群众说：“怕风吹雨打，怕天寒地冻，就干不成社会主义”。新农大队为了改造白牛荡的洼地，三十多个青年社员跑到六十里外的大河里，苦战了二十五昼夜，捞上石块一千多吨，筑起了五百多米长的石坡堤岸。广大群众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从一九七○年到现在，全公社农田基本建设的总投工量已达到四百多万工。
    大规模改土治水，还有一个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以前，我们在建造排灌站时，由于缺乏从长远考虑，把它建在河边，但在整治河道时又不得不搬掉重建，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个教训使我们懂得了，改土治水要有一个长远规划，要做到搞一处，成一处，受益一处。后来，我们对全公社水系以及一千多个圩、荡作了全面调查，发动群众制定了改土治水的五年规划。有了规划，方向明，决心大，劲就能使在刀口上。这样就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于，越干越会干。一九七三年，公社水利大军转战到公社南部地区，正遇上阴雨连绵。但广大干部利群众想到这项工程是实施规划的关键一着，就冒雨奋战，挖土十一万多方，提前完成了新开一条长三千米、宽十五米的河的任务，大家还自豪地把它取名叫“大寨河”。有了全面规划，也有利于我们统筹安排各条战线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各行各业都为重新安排河山贡献力量。仅去年一年，我们全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工量就达到了二十四万九于工，完成土方三十一万一千多，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超过了往年。
    面貌变不变，领导是关键。改造枫围河山，我们公社的干部能不能带头大干就是关键陈永贵同志在山西省农业学大赛会议上，曾向千部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你们算一算，你们一年里有多少时间和群众劳动在一起？你们是不是为改变那里的生产条件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出了大力气，流了大汗水？”干部带头参加改土治水的劳动，把心和农民贴在一起，不但有助于打掉身上的官气和暮气，更能使我们经常直接地听到群众的呼声，掌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手资料，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到点子上。我们公社曾决定在中部地区开两条河，但任务下达后，线路却定不下来。我们党委几个同志带着这个问题沉下去，一边劳动一边调查，发现原来是少数大队有本位主义思想，我们就发动群众大讲“龙江风格”，终于使工程迅速开了工。群众讲：“干部劳动带了头，我们越于越有劲头。”这是对我们干部的鼓舞，也是对我们干部的鞭策。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传达以后，我们公社的干部和群众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了新的战斗。我们决心用大寨精神抓紧改土治水的工作，争取在一、二年内实现：“河网永系格子化，灌概渠道地下化，机桥路渠系统化，块决农田园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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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
    中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委员会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的喜讯，象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全国城乡。我们农机工人的心情特别激动，为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目标感到欢欣鼓舞。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厂的工人群众说得好：“我们不能穿着木拖鞋过河，拖泥带水；也不能拖着鞋跟走路，疲疲塌塌。一定要学习大寨革命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快马加鞭跃向前！”
    随着社会主义农业大发展对农机工业提出的需要，我厂明年拖拉机的生产任务，将从今年的六千五百台增加到一万台。年产万台拖拉机，这本来是我们三年以后的月标，现在要提前两年达到，真是要“三步并一步”走啊！从我厂现有生产条件来说，年产万台的能力还没有形成。从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来看，一时也不容易跟得上。通过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我们揭矛眉，我差距，深切体会到，虽然客规困难是明摆着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树立起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否真正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我们拖拉机厂虽然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但是我们以前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理解并不深。“重工轻农”的思想在我们一部分千部的头脑里依然存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把心贴在农业上。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实豌农业机械化的认识。农业集体化，把我国小农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实瑰农业机械化，就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特别是对于改造小生产的私有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学大寨有一个真学、假学的问题，支农也有一个真支、假支的问题。以前有些同志认为，“支农支农，铁牛出门，大功告威”，往往产生只顾产量、忽视认真抓质量的片面性。后来，我们在下乡访问过程中，看到由于拖拉机质量不够稳定，配件供应不足，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贫下中农说：“我们卖了黄牛换铁牛，见到铁牛喜心头，就怕铁牛变死牛”。这对我们的触动是很大的。如果只抓产量，不顾质量；只抓主机，不顾配件，那末铁牛造得再多，也是“死牛”。这实际上是把工业支援农业看成是“工厂造机，农民买机”的买卖关系，用商品经济的金钱关系来代替工农联盟的关系。这种倾向反映了“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工人同志深刻指出：“工业支援农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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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制定的方针，一定要真心实意去做，决不能参半点假。”思想路线端正了，心就会往支农上想，劲就会往支农上使，那就会不管产值大小，利润高低，农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为农业服务的路子也就越走越宽了。我们不仅多造机，造好机，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下中农用好机。：儿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组织支农服务小组深入农村。今年已先后到了全国七个省、八个地区，了解拖拉机使用情况，进行巡回修理，并举办农机培训班，为农村培训亦工亦农、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机械化队伍。此外，为了适应不同耕作条件的需要，我们正在试制旱田、水田、烂田三用的四轮驱动拖拉机。
    现在，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形成年产万台的生产能力，任务是很艰巨的。以前，一提到增产，我们往往对设备、场地、劳动力的困难想得多，对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想得少。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传达，使我们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许多同志说，一定的物质条件是需要的，但决定的因素还是人。大寨人搬山填沟造平原，靠的是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今天我们上“万台”的条件，比起大寨当年战穷山、斗恶水不知要胜过多少倍。我们农机工人就应该用大寨精神战胜困难。我们又回顾了本厂的发展史。我们厂本来是“敲敲打打白铁皮，修修补补小农具”的县办农机厂，场地小，设备旧，条件差。但在大跃进年代里，全厂职工白手起家，造出了两台拖拉机。以后，又依靠群众，自己动手造出了二百四十多台专用设备，建成了十一条生产流水线，发展成为一个中型拖拉机厂。这一切有力地说明了，只要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任何困难都不在工人阶级的话下。工人群众看得更远，他们说：“革命无止境，支农没有顶”，要在一九八○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不仅是打一个“万台”仗，还有更多硬仗在后头。工人们的雄心壮志教育了我们干部，只有不断批判因循守旧、懦夫懒汉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困难，才能推动拖拉机生产突飞猛进。
    有了很大的决心，才能鼓足干劲。但是，要上“万台”，还得有扎扎实实的措施。目前我们正在为明年拿下万台拖拉机发动群众大打三仗：一、展开技术练兵，进一步暴露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并且制订相应措施。我们着重抓了油泵小组和俦工、总装两个车间。油泵是拖拉机的主要部件之一，过去月产只有五百多台。这次我们以生产万台的要求开展练兵活动，从中摸索形成生产万台的条件。俦工和总装是厂里一头一尾两个车涧，由于质量不稳定，经常影响全厂产量。最近，我们发动群众攻克这个难关，找到了原因和改进办法，已使部分铸件合格率从过去的百分之六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这就为年产万台创造了条件。二、针对形成万台生产能力的需要，大搞技术革新。目前正在建造三条生产自动线、
    十七台专用机床，使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加工能力达到万台水平。各车间也正在抓紧落实上“万台”的技改指施。三、奋战最后两个月，力争提前完成今年生产任务，腾出时间为明年“万台”作准备。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全厂职工满怀着必胜的信念，决心为支援全国农业机械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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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路上又一年
    上海市前进农场工人写作组
    又是一个金谷飘香、银棉吐絮的季节。去年今日，我们前进农场全场职工共同制订了农场学大寨的规划一一《前进农场宣言》。这一年来，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以大寨为榜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实标行动实践自己的誓言，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今年，全场夏粮总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早稻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八，农本下降了百分之十，一至九月份的生猪饲养量和上市量，此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七和百分之十九，一至九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税熟作物经过多次抗灾斗争，估计将有一个好的收成。
    根深叶茂
    在去年通过《前进农场宣言》的日子里，广大千部和青年热血沸腾，立誓要“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火红的年代”，决心扎根农场，为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终身。一年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武装了农场干部剂青年，“扎根派”越来越多，根子越扎越深。
    四连党支部书记钱福明，一家三代都在农场落户，是个“扎根户”。他说得好：“务农不钻农，不算思想红。”全连每块土地，他都了如指掌。群众说他是“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身泥水。”四连过去在打农场翻身仗的斗争中，做到了“三年三大步”，今年，老钱又代表全连豪迈地提出：力争粮食双《纲要》，全连再跨一大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大寨精神武装了头脑，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象老钱这样的“扎根派”，在我们农场可以说是“天上星，数不清”。五·七连队的副连长小顾，是七○届中学毕业生，一九七一年来到农场，就被浓场的火热斗争生活吸引住了。她四年如一日，在平凡的生产岗位上干着不平凡的工作。全连养了九百多头褚，一万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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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摊子大，条件差。连队交通非常不便，一碰到下雨天，饲料的运输很困难，猪棚用水全靠肩挑手提。但是，困雅算什么，小顾总是冲锋在前，重活、累活、脏活抢着干。连里养了
    三十多头老母猪，一年两胎，一胎在严寒的一月，一胎在醋暑的八月。每到这两个季节，她经常是彻夜不眠，守候在猪棚中，替母猪接生，帮母猪哺育。逢年过节，正是母猪生崽、职工体假的时候，而小顾总是在猪棚度过的。尽管全连饲养员只有八个人，而且大部分是今年来的新手，但是在小顾和全班战士的奋斗下，这个全场条件最差的副业班，现在已成了全场养猪和其他副业搞得较好的一个先进班。
    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农场老战士中的“扎根派”一批一批涌现出来，不但为办好农场壮大了骨千力量，而且带动了更多的新战士成为“扎根派”。
    今年年初，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需要，我们农场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经过农场锻炼的知识青年，现在七四届的新职工已占了全场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人担心，今年大进大出，学会农业生产的老职工走了那么多，靠大批不懂农业生产的“娃娃”，实践农场《宣言》行吗？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有了一颗扎根农场，大办农业的红心，不懂农业就可以转化为懂农业、精通农业。十
    五连的七四届青年小姜学习农业生产的过程很说明问题。她来农场不久，就遇上了“三夏”战斗，但她没掌握插秧技术，看到老战士插得又快又好，心里很急。心里越急，动作越乱，越乱越慢，质量越差。收工的路上，她心里想：插下的秧达不到质量要求，就要影响产量。怎么办？她想来想去，发现主要原因是自己分秧动作不熟练。于是，她就放弃休息和看电影，不顾夏夜闷热，蚊虫叮咬，在房间里拿着秧把一个劲儿地练习分秧动作。不久，小姜插秧就相当在行了。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我们农场的造林二连，是一个多次夺得皮棉亩产双百斤的连队。今年，这个连队的科研班，除了三名班长是七○届、七二屈的“老战士”外，其余二十一人都是七四届的青年，对棉花可以说是一点也不懂。但是，他们在老战士的帮助下，勤学苦练，没有多久就“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棉花河泥育苗是个新技术，河泥配制得如何，是棉苗出土好坏的关键。连里有些老班长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只要凭经验就可以把河泥配好。但是到科研班一看，却发现自已的想法不对头。科研班的“小老虎”既有冲天干劲，又有科学态度，始终-一丝不苟，按一定的比例配制河泥。结果，全连要数科研班的河泥育苗最好。一年不到，这些刚出校门不久的“娃娃”，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棉花生产技术。今年，科研班的皮棉亩产超过双《纲要》的目标已经在望
    “新老战士一条心，扎根农场干革命。红心向着党跳动，热血为着党沸腾。根深叶茂靠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青春谱写新篇章，章章高奏《东方红》！”这就是我们农场青年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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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豪迈诗篇。依靠这样的认真学大寨的“扎根派”，我们国营农场的学大寨运动，一定能深入下去，结出丰硕的果实。
    激流勇进
    实践农场《宣言的一年，是激流勇进、战天斗地的一年。我们农场广大战士说：《宣言》通过了，决不能仅仅是登在报上，贴在墙上，最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
    去年八月的大台风，使我场十八里长的江堤受到了严重破坏。修复和加固江堤，抵御大台风、大潮汛的侵袭，是保障农场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次修复、加固江堤的工程，要求做到八米高、五米宽，一共要挖七万土方；这些土方都要到离江堤二十米外的江滩上去挖运。时间不等人，一定要在一个星期中完成，否则春潮来到，就难以修复加固；大量劳动力投在堤上，也要影响春耕。这时，又正是大批老战士已经离场、大批新战士尚未进场的当口，而且全场大、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正在进行，同修固江堤的任务加在一起，一共要挖二十万土方，全场职工平均一人要承担二十土方的任务。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时间紧，怎么办？广大职工响亮地提出，困难再大，没有农场战士的决心大，一定要抢时间拿下江是修复加固工程。初春，春寒料峭，细雨绵绵。但是，绵延十八里的长堤上，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经过日夜奋战，十八里长堤比过去更加坚固地屹立在江边。今年在台风、潮汛的袭击面前，江堤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全场的农业生产没有遭受半点损失。
    一年来在我们农场，这样的硬仗一个接着一个。广大战士始终保持“快马加鞭未下鞍”的旺盛斗志，在夺取早稻丰收、广积肥料、实现擂秧机械化的各次战斗中，都是一往无前，敢于冲锋陷阵。九月下旬，正是晚稻灌浆时节，却出现了稻飞虱虫灾。灾情之严重，来势之凶猛，为农场过去所未见。有的田块一亩地竟有二千多万只稻飞虱，如不及时扑灭，势将颗粒无收，实现农场《宣言》第一炮就将打空。我们全场动员，全力以赴，广大干部、职工立即投入灭虫的战斗。许多干部抱着喷雾器的枪头，冲在抗灾的前头。四连副指导员小陈和战士小朱等同志，由于连续几天的战斗，不幸药物中毒，被送进了医院。副连长小张等几位同志又立即顶了上去。小张身体不支了，其他同志又顶了上去。经过几天的激成，终于战胜了稻飞虱的危害，保证了晚稻茁壮成长。现在，农场大地一片金黄，银星点点，粮棉丰收在望。但是，农场广大战士毫不松懈，正在继续同连绵阴雨作最后的斗争。
    按照《宣言》的要求建设农场，不仅是一场同自然界的斗争，而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没有激流勇进、大打硬仗的顽强斗志，一切都是空话。“群众是英雄，干部是关键”。只有抓住干部队伍的建设，才能把激流勇进、大打硬仗的斗志在全场牢固地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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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农场的大多数干部，都保持着当年艰苦创业的旺盛斗志。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新问题。在骨千队伍中，有一些人一度滋长了“细水长流”办农场的思想，认为自己反正要在农场干一辈子，年龄也在增大，因而当年的那股创业劲头逐渐低落了。在群众中，有
    一些人也认为这些同志立志一辈子扎根农场干革命已经不容易了，应该让他们“细水长流”，慢慢来。
    究竟是细水慢流，还是激流勇进，大干快上？这是关系到我们农场千部队伍建设、实践农场《宣言》的重要问题。当农场出现这种思想苗子的时候，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我们广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谈理想，长志气，比干劲，越学热气越高，越学劲头越足。许多同志自觉地批判了安营扎寨、“到站下车”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家说，我们扎根农场，是为了把农场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是为了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决不能有半点松劲。毛主席早就指出：“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享惰要勇猛地去干”。只有勇猛地去干，才能把农场的事情办好。有一位青年支部书记，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地解剖自己。他说，过去认为自己已经扎根农场，便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身上出现了“三少三多”：连队工作考虑少了，个人生活考虑多了；参加劳动少了，坐办公室多了；密切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少了，怪下怨上多了。他查到了原因，振奋了精神，认识到扎根农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一定要在长征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农场的许多老千部，虽然年龄大一些，身体差一些，但经过学习，好比磨了一次快刀，更显得宝刀不老。他们为了实践农场《宣言》，提出了“四比，四坚持”，作为改造世界观的个人规划。“四比”是：同三反五反时比立场，同大跃进时比干劲，同围垦时比艰苦奋斗，同入党时比革命理想。“四坚持”是：坚持学习革命理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防止懒、馋、占、贪、变；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反对铺张浪费作风；坚持继续草命，警惕半途而废。许多干部都订出了这样的自觉改造世界观的规划。千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局面。
    雨露阳光
    我们农场基本上是由青年组成的，平均年龄不满二十一岁。我们曾在《宣言》中提出：要“把国营农场逐步建设成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以及劳武结合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也就是说，农场不仅要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大批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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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人。
    我们实践农场《宣言》的一年，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的一年。我们许多连队千部都是青年，他们也知道只有依靠广大青年才能办好农场。但是，在怎样依靠青年的问题上，一些干部原先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我场有一个干部，认为对青年就是要来个“下马威”，树立了“威信”才好管。但是，青年给他的回答却是“回马枪”，不服管。后来还是事实教育了他。有一次挑粪，有个他一直认为落后的青年却抢在前头。由于天黑路滑，跌了一跤，一担粪全部浇在这位青年身上，但他爬起来还是继续挑。这件事给那位干部教育很深，他想：这位青年的觉悟、干劲，难道靠的是“下马威”吗？他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从那位后进青年身上看到了先进的因素。打这以后，他就特别注意调动和发扬青年身上的积极因素，使连里的后进青年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正如一些干部所说的：“路线不对头，越走越落后，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许多连队的经验证明，娜里的千部丢掉“管、卡、压”的错误观点，大兴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之风，閇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年，那里就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雨露滋润禾苗壮”，在二十八连，一代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筛育下茁壮成长的图景特别振奋人心。这是一个今年五月中旬刚建立的新连队，全连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十八九岁的新职工。这一百几十个青年，虽然来到农场的时间不长，却深深爱上了农场。这里的作风，行动迅速，步调一致；这里的工余生活，读书写作，蔚然成风，歌声不断，球赛频繁；这里的同志关系，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这里的生产劳动，紧张热烈，勇猛异常。因此，尽管这些青年只来了几个月，由于他们热爱农场，勤于钻研，已学会了许多农活，有的农活技术已达到了当地农民的水平。有些原来在学校时沾染了不良习气的青年，已较快地变成朝气蓬勃的战士，有的并且担任了连里的骨干。在“三秋”战斗即将来到之前，二十八连的青年们，开展了一场“当担子压在肩上的时候…”的讨论，决心挑起重担，打胜“三秋”这一仗。现在，他们正在为夺取丰收而战斗着，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在这场“三秋”战斗中将进
    一步显示出来。
    正当我们回顾这一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吹起了在农村中锨起又一次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进军号。我们全场战士人人士气高昂，个个摩拳擦掌，决心以大寨红旗为榜样，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当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农场深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已经展开，“三秋”战斗已经打响。全场上下，龙腾虎砾，热火朝天。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三步并作
    一步走，脱皮掉肉赶大寨，坚决实现《前进农场宣言》，为把我们农场建成大寨式的国营农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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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浒》微反面数材使氕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罗思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冒出了一殷不大不小的《水浒》热。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一期《人言》周刊宣称：《水浒》“近来流年大利，布克夫人把它泽成了英文，美国报界的批评，竟把它称为东方荷马的著作。这件寧又不是我们夸嘴，人家倒把我们抬得高高在上。”翻翻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刊，就可发现《水浒》的走运，倒不仅在于洋人的抬举，中国人自己夸嘴的也实在不少：既有各色各样的评论，又有稀奇古怪的续作，煞是热闹。
    《水浒》为什么在当时会有红得发紫的命运？这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
    三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即一九三O年十二月，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召开了“剿
    匪”会议，从此开始，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攻。这一时期，是
    一方面反茧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草命的“围剿”：军察“围剿”和文化“图剿”。
    反动派“围剿”草命力量，总是代代袭用“老谱”。明初施耐庵总结了宋代以来反动统治者的“围剿”经验，写出了《水浒》，供封建统治者袭用。但袭用者也在被人袭用。过了几百年，蒋介石的爪牙们怀着与当年《水浒》作者颇相类似的心境来向《水浒》伸手了。
    最早发现《水浒》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草命“围剿”所用的，是新月派的祖师爷胡适。一九二九年，胡适和他的“新月派”伙计梁实秋、罗隆基、徐志摩等人已公开投靠独夫民贼蒋介石。这年他写了《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强调《水浒》的主旨在于：“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这分明是为蒋介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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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条通过镇压革命来维护蒋家“天下”“得太平”的道路。到了年底，蒋介石通令全国，招募鹰犬，说什么“凡属嘉言，咸当拜纳”。胡适急急忙忙地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奉送《新月》杂志，托他“转赠介石先生”，盼望“能腾出
    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其实，这些“言论”无非是：“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如此“嘉言”，自然属于“舞纳”之列，这就难怪后来蒋介石亲自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了。
    蒋介石“拜纳”新月派“嘉言”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蒋帮嫡系的CC派特务
    闯入了文学领域，直接参与文化“围剿”。这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特务、军警也
    一眼看中了《水浒》。CC系“反动十教授”之一的萨孟武，在一九三三年初抛出
    了题为《K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的长篇论文，并在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中央
    时事周报》上连载了十七期，被该刊的“卷头语”吹嘘为可以“醒心豁目”的“好文章”。“好”在哪里？好在它污蔑中国历史上起义的农民都是“流氓”，梁山义军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好在它鼓吹农民起义的灭亡“可以使社会秩序愈见安定”。萨孟武还大谈祝家庄、曾头市地主武装的“反抗精神和反抗实力，实胜过官军百倍”，借此强调要重视发挥地主乡团武装的作用。这与其说是在讲《水浒》，不如说是在直接讲法西斯主义的军亭和政治。
    声名狼藉的鸳鸯蝴蝶派也挤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的《新江苏报》，连载了鸳鸯蝴蝶派喽罗程善之的《残水浒》。这个十分拙劣的续写本，虚构了梁山将领互相残杀的情节，咒骂梁山群盗“末日将至”，借以发泄对第二次国内草命战争时期农民革命的仇恨。《残水浒》从卢俊义恶梦惊醒开始，到梁山陷落后宋江等
    三十六人逃到海州被张叔夜擒获告终，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反革命武装镇压的成功。《残水浒》的作者，和其他许多鸳鸯蝴蝶派分子一样，与反动当局的关系不如胡适、萨孟武之流密切，因此一再标榜“超脱”政治，宣称“于世事一切淡泊”，其实对世事是未能忘情的。他苦心炮制的这部书，不就是赤裸裸地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张目吗？
    以上三种人的评、续《水浒》，“围剿”的杀机溢于言表。但在当时我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腔调。例如那个“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林语堂，就是装着一副“滑稽”、“幽默”的笑脸来参加“围剿”、谈论《水浒》的。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专门张罗消遣、闲适的笑料用以冲淡凶恶“主子”的血腥气，磨灭人民的革命意识，称得上是一批机灵乖巧的文化走狗。他们谈《水浒》，谈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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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往往也是说说笑笑地来宣扬超阶级的“情义”。其中有一篇《孔家店与梁山泊》的文章就说：“孔子之待子路，与宋江之待李逵，也同样的有情义有见识。”
    一个“情义”，把投降派宋江和反投降派李逵拉在一起；一个“见识”，又流露出对宋江笼络人心的阴谋的赏识和赞扬。自命潇洒的论语派不屑谈论刀兵，但却殷勤地向反动派献上了用孔孟之道拉扰和腐蚀革命者的阴险计策。
    与林语堂关系极深的，还有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她本叫布克夫人，又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赛珍珠。这个外国资产阶级作家也看中了《水浒》。她把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译成了英文，并且把书名也改为《人皆兄弟》。这个新书名，提炼了她要想从《水浒》中获取的东西。“人皆兄弟”，是论语派“情义”说的发挥，其源盖出于阶级调和论。赛珍珠还在论语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水浒》“这部小说的伟大就在于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古今，此书仍旧是不可磨灭的真理”。什么“不受时间的限制”？什么“不可磨灭的真理”？大概就是指《水浒》宣扬的阶级调和与投降主义理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用得着吧！鲁迅一看到译书出版，就尖锐地指出：“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的话，戳穿了古今中外反动派借《水浒》宣扬阶级调和、取消革命斗争的诡计。
    论语派谈情说义，赛珍珠称兄道弟，其精神又被一个叫姜鸿飞的体现到《水浒》续作中去了。此人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水浒中传》。他称《水浒》一书“直可宝为国粹”，但又惋惜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是个“上半身”，陈忱的后传
    四十回是“下部两只脚”，缺少了“中间一段肚子和小腹”。于是，他自己动手写了三十回使其上下衔接。这部《中传》自卢俊义惊噩梦起，至阮小七还石碣村止，着力渲染张叔夜“不重杀戮”，“能化干戈为玉帛”，是“仁者之师”；又深情赞扬宋江“受了招安，为国家服务”的赤诚之心。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用一杯毒酒把宋江推进坟墓的情节，在《水浒中传》的末尾基本保留下来了。但姜鸿飞别具心裁地在宋江死了之后，又装添了阮小七母子的一场对话。阮小七听到朝廷用毒酒药死宋江、李逵等人，怒气勃勃，拍案而起，要带兵杀去东京。这时，作者通过小七妈的嘴说了一通“忠心报国”的道理，又讲了一番“孝道”，吓得阮小七“双膝跪地”，再也不敢造反了。
    我们只要把三十年代的这股《水浒》热作一鸟瞰，就会发现，这中间大体也是两派：胡适、萨孟武等借《水浒》发泄“灭绝强盗”的血腥欲望，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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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珍珠等则借以宣扬“不重杀戮”的苦萨心肠。看似针锋相对，其实相辅相成。
    “不重杀戮”，这只是说给单方面听的。请看在《水浒中传》里，“不重杀戮”这句话让张叔夜去说，却要阮小七去做，这实质上是让阮小七去投降封建统治阶级。姜鸿飞“杀戮”阮小七，用的不是刀枪，而是孔孟的“孝道”。依此类推，论语派说的“情义”，赛珍珠说的“人皆兄弟”，也都具有同祥的功用。试想，与人人讲情义，视人人皆兄弟，还革什么命？参加了草命的，也只有忏悔、投降一途。姜鸿飞一心想要使阮小七这样的草命者向封瘥朝廷、反动军队下跪，但这又谈何容易，于是他来了一个过渡，先让他向“孝道”下跪。其实，哪一个草命者向所谓“情义”、“人皆兄弟”之类的说教下跪了，那他的革命生涯也就终结了。阶级调和必然引导到阶级投降。所以，这帮子声气柔和的“调解者”，实际上是以诱降派的身份参加了反革命“围剿”。
    诱降派并不排斥用刀枪杀戮革命者。或者说，诱正是为了杀。当诱过来的苹命者身首异处时，他们往往就不提那些甜蜜的口号了，因为这些口号的使命早就完成。所以，诱降派就是荫薇的杀戮派，有时还可能转化成公开的杀戮派。胡适就经历了这个转化过程。此人在很长时问内和林语堂之流一样，一直以贩卖外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博爱”、“人权”为己任。这一切活动，说到底，是在对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队伍进行诱降。与此相适应，他在二十年代评论《水浒》时，着重强调了宋江投降朝廷、效忠皇帝的可贵。但这些宣传，一方面未能阻挡革命队伍的前进，很不解恨；另一方面又未被反动当局所理解，颇感委屈。因此，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武装斗争风暴蓬勃兴起的时侯，他终于忍不住借《水浒》考证，一语道破了多年来惨淡经营的目的一“灭绝强盗”。此言
    一出，便和刽子手蒋介石、CC派特务抱成了一团，成了反革命文化“围劓”的
    骨干。事实上，胡适所一语道破的，也就是林语堂、赛珍珠之流隐藏在心底的目的。
    杀戮派也并不完全拒绝使用诱降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二寸世纪三十年代的反动派要比三百年前的金圣叹高明得多。即便是那个《残水浒》作者程善之，尽管用他的笔让整个梁山起义军淹没在血泊中，却也津津乐道地描写过宋江的投降和反动当局的诱降、纳降。在他写到宋江托人向蔡京递交“悔罪呈子”的地方，该书的一个批注者批道：“宋江悔罪的呈子较诸某君永不革命的甘结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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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这里说的“某君”，显然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出卖革命的叛徒。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连嗜血的刽子手也会耍弄一点小诡计，甚至鼓吹起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诱降作为主要职责。恶霸论善，罕阀参禅，这是屡见不鲜的。
    姜鸿飞与程善之同属于鸳鸯湖蝶派这批封建余孽，续写《水浒》也仅迟程
    二年，为什么会一改程善之的凶相毕露而变为娓娓动听的道德说教呢？这正反映了反动派在不同形势下对反革命“围剿”策略的不同选择。程善之写《残水浒》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屡遭失败后正在策划第五次反革命军享“围剿”，因此特别强调了反革命武装镇压；而姜鸿飞写《水浒中传》的一九三五年夏，毛主席亲自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早已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人斗争在发展，农民斗争在深入，学生运动掀起了高潮，各支革命力量汇合成为强大的草命洪流。蒋介石阻藏失败，用兵无功，转而加强政治攻势，指望着中国共产党内出宋江一类没降派。所以，《水游中传》拚命赞扬宋江“但知服从政府命令”，妄图诱使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都来服从蒋介石的“政府命令”，抛弃革命，甘作“顺民”。这说明在紧密配合反动派的政治需要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场镇压人民草命的“围剿”，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就这样地把各种反动派的利益和命运连结了起来。尽管其间交替泛动着屠杀的血腥和诱骗的谎言，但由于这两种东西在“围剿”和反“园剿”的激烈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一致性，两派之间也几乎没有引起过什么争执。浩大的革命风涛使社会上的各种人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重新分化和组合，既使革命队伍更加精粹而坚强，也使反革命营垒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界派别纷纭，但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等华人”、学者教授竟和他们历来瞧不起的文化渣滓—一鸳鸯湖蝶派合流了。这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洋奴文化与封建文化两股浊流的汇合。其时，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萨孟武等人封建“本位文化”的主张正在展开论争，但在吹捧《水浒》、参加反革命“围剿”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十分吻合。“全盘西化”的提倡者竟一头拜倒在《水浒》这本典型的封建文学作品面前，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必然要结成反动同盟。
    胡适等人向封建文化投降，目的是为了迫使革命人民和革命文化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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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反动阶级投降。这一点很符合蒋介石本人的心愿。当时他亲自策划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也就是一个破烂武器的收集运动。蒋介石为了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以孔孟之道为核心，东抓一点，西捞一把，煮成了一锅反动思想文化的大杂烩。派什么用？蒋介石自己供认是“以道德的复兴，来求民族复兴”，“主要目的在革心”。所谓“道德复兴”，就是要重建被五四运动打倒了的孔家店，兜售“忠孝仁爱”一类儒家货色。所谓“革心”，就是要把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人们的头脑中挤出去，把法西斯主义对着人们的头脑灌进去，以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
    “新生活运动”从目的到手法，同《水浒》的基本精神很相类似。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公开鼓吹《水浒》“端的是一部提倡新生活的宝书”。《水浒中传》的作者还直言不讳地说：宋江“这种服从政府的忠诚和不畏死的人格，实就是现行新生活的精义”。不错，蒋介石正是希望中国大地上多长出一批宋江来，希望大家都象宋江“服从政府”那样去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象宋江“尽忠”“不畏死”那样去为国民党蒋家王朝卖命。于是，三十年代的《水浒》热和“新生活运动”就紧紧地胶合在一起了。
    有反动就有进步。有投降派就有反投降派。反动派的屠刀既阻挡不住人民革命的步伐，诱降阴谋也决不会完全得逞。高俅、童贯、张叔夜的“圆剿”没有扑灭宋代农民革命的烈火，《水浒》同样地也没有能挽敖明王朝的覆亡。尽管胡适等人捧着一本《水浒》一再咒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灭绝”，“但缩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圆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也揭穿了形形色色的诱降阴谍，他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包围中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不屈服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深刻地批判了敌人“围剿”时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掀起《水浒》热的时侯，鲁迅顶住了这股反动潮流，对《水浒》作了一系列的批判。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明确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剥掉了炽才宋江的画皮。这也是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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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对《水浒》的最有力的批判。
    然而，并不是一切人都能经得住敌人的“围剿”。与鲁迅形成鲜明对比，革命营垒中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瞿秋白就是一个典型。他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终于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潮流中沉了下去，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反动派培植一个投降派，总是从思想上的诱降入手。瞿秋白在政治上的堕落，也自有他的思想根源。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瞿秋白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水浒》热相呼应，赞扬《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他还提出过这么一个口号：“要勉励个个作家努力去做施耐庵”。可见他与施耐庵宣扬的投降主义颇有共同语言。例如，他曾说过农民“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又说过农民的“政治要求，就是‘青天白日’（清官和好皇帝）”。这种谬论，同《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辙。既然不反皇帝，不触动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那还要革命干什么？不解决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难免一攻就破，一诱便降，在敌人的“围剿”面前迟早要露出马脚。所以，瞿秋白在一九三五年被捕以后，战战兢兢地在监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声称他参加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象宋江一样，上了梁山便只想下梁山了。
    三十年代的《水浒》热，从反面提供了一块试金石。它在整个阶级斗争中区分着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又在革命营垒中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硬骨头和软骨头。鲁迅在同竞相吹捧《水浒》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百炼成钢，越战越强，瞿秋白从妥协走向了叛卖，被滚滚前进的长江大河抛弃掉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辩论不可怕，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淘汰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光。在三十年代是这样，在今天以及将来也还是这样。只要反动的思想文化存在一天，只要修正主义思潮存在
    一天，我们就必须坚持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一切投降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必将在斗争中获得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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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水浒》在明宋农民战争中
    的脱动作用
    康立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泡沫浮动在上面，深流潜伏在下面。泡沫是假象，深流才是本质。但即使是作为历史本质的深流，其中也还存在着旋涡和逆流，充满着种种矛盾而复杂的现象。
    要正确认识《水浒》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注意不被泡沫之类的现象所迷惑。《水浒》原是一部“官书”，曾经由明代的最高监察机关一一都察院大量刊印，但这部“官书”又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中，有不少人袭用了“黑旋风”、“活阎罗”一类《水浒》人潮的绰号，或者是千脆袭用宋江、柴进等《水浒》人物的姓名。甚至当各路起义部队会合之时，也模仿了“三十六营”、“七十二营”这一类梁山式的组织形式。他们这样热衷地袭用《水浒》入物的“服装”，反过来又给《水浒》披上了“农民革命”的“服装”，引起了对《水浒》的各种不同评价：有的说它“酿成”了“盗贼蜂起”的“参祸”，有的说它鼓舞了后代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两种看法看似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有其湘通之处。从认识论上来看，它们都是只见泡沫，不见深流，引导人们在现象上兜圈子。
    泡沫是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它不象深流那样地扎实和稳固。《水浒》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影响，这是泡沫；明末农民战争本身才是历史长河中的深流。然而，泡沫又是本质的反映，因为它是历史潮流和反动逆流冲突的结果。《水浒》之所以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影响，就反映了在明末农民战争的革命洪流中，潜伏着种种旋涡和逆流。在明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有农民和手工业若，也有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地主、官吏及其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接受《水浒》的影响，有的不受影响。即使从受《水浒》影响的人中来看，有人喜爱反对招安的李逵，有人则崇拜屈膝投降的宋江，这说明了《水浒》对各种人物的思想影响是很不相同的。
    明末农民战争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波浪形前进的运动过程。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起义队伍的阶级阵线还不甚分明，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把反贪官作为具体的斗争目标。地主阶级中的这一派为了反对另一派，打出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旗号。革命农民由于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往往也是从惩亦个别贪官污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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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豪劣绅出发而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发难者王二，最初就是为了反对澄城知县张耀采的横征暴敛，发出了“谁敢杀张知县？”的号召。虽说看起来同祥是“反贪官”，但是，革命的起义农民和《水浒》中的宋江们却具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于前若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开始，最终必然要从反贪官走向反皇帝，用革命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封建统治的目的；而对于后者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终点，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安图通过对起义农民队伍的改造和利用，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人似乎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但两者不仅造反的动机不同，终极目标不同，发展的道路也完全不同。前者是明末农民革命洪流中的主流，而后者则是革命洪流中一股暗藏着的反动逆流。当革命初起时，双方由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了实质上的不
    一致。但随着明末农民革命洪流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当整个封建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双方的分歧便很快地公开化表面化了。前者必然要坚决冲破《水浒》的束缚，后者则要把起义纳入《水浒》规定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末农民军中出现了不少叛徒，而明王朝的不少人如杨嗣昌等，也都以招安作为征剿的重要辅助手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汹涌前进的革命洪流决不是任何反动逆流所能阻挡得了的。历史的发展表明：不是《水浒》把明末农民战争引向梁山泊的结局，而是明末农民战争用气势磅薄的力量冲破了《水浒》规定的投降主义模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其起义的初期，由于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反动思想的束缚，长期停留在劫富济贫的阶段，表现为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但是，革命实践的发展推动着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纯洁自己的队伍，战胜和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崇祯十三年前后，李自成开始“据有城邑”，确定“名号”，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并明确地提出了“均田”“免赋”的政治纲领，制定了向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的战略方针。这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李自成起义军用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取代了崇祯皇帝为头子的封建政权，用革命的实践否定和批判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个事实证明：农民革命的发展是同《水浒》影响的大小成反比例的。革命农民只有战胜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把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大浪淘沙。明末农民战争如同大海的怒涛，不仅冲垮了一个明王朝，而且把革命队伍中各种人物的嘴脸区别得清清楚楚。李自成和“飞山虎”刘国能、“翻天鹞”高杰，他们出身于同一个阶级，又一起参加了农民起义，最后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李自成最初在王左挂部下。王左挂投降了，李自成却拒绝投降，参加了张存孟领导的起义军。张存孟投降了，李自成又投奔了坚特起义的高迎祥。他始终坚决反对投降，抵制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显示出农民革命领袖的英雄本色。刘国能、高杰原来都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这两人先后都投降了明王朝，成了衣民革命的可耻叛徒。原来属于同一个革命派别的人们，就是这样地随着革命的深入而一分为二了。刘国能、高杰本来属于农民阶级，在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变成农民起义军的死敌。刘国能其人，“性频孝，就抚，乃奉其母命也”，俨然又是一个“孝义黑三郎”。他降敌后死命攻打农民起义军，甚至在被李自成活捉后还顽固地说：“朝廷既赦我死，又加爵命，万死何辞！”活现出一副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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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的丑恶嘴脸。高杰在叛变后也专门同农民起义军作对。清初封建文人顾苓说：高杰之流在《水浒》成书三百年后，“闻风而起，始于盗城，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他把《水浒》作者看作是农民革命叛徒的教唆犯，倒是颇有一点眼力的。
    明末农民战争中英雄和叛徒的尖锐对立，反映了对于《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的不同态度，直接可以导致究竞是坚持斗争到底还是中途妥协投降的两种不同结局。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农民革命领袖，由于对投降主义思潮抵制和批判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和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出张献忠来作为例子。据历史上的记载，“张献忠之狡也，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本来，《水浒》对某些战斗如“三打祝家庄”的描写，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农民起义军从中吸取若千作战经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张献忠没有把“埋伏攻袭”的战术同《水浒》的投降主义主题严格区别开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接受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影响。他曾经称赞所谓“清官”方贡岳说：“使人人不爱钱如公，献忠何自作赋！”这里显露了《水浒》在他思想深处的深刻烙印。就象河流的行进常会出现回折或弯曲那样，张献忠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他对明王朝抱过幻想，接受过“招抚”，并企图劝说李自成也接受“招抚”。张献忠的这一步走错，不仅使自己掉进了旋涡之中，并使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了低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当时，明王朝采取了“招抚”一派、镇压另一派的策略。宋江投降了，宋王朝要他去打方腊。明王朝也企图迫使张献忠“杀贼自效”，用“袭杀”李自成的行动来表明他投降的诚意。但是，张献忠毕竟不是宋江，他拒绝解除武装，拒绝攻打李自成等其他起义军。在敌人这个反面教员的教育下，张献忠终于在草命实践中识破了明王朝“先抚后剿”的诡计，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道路之后，重新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汇合进革命洪流而又一起前进了。这个事实又一次生动地证明：只有战胜《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真正坚持革命斗争到底而使革命不致半途而废。
    毛主席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弯弯曲曲的革命道路上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不仅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武器，从相似的东西中找到区别点，又从某些貌似两极的东西中找到其共同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泡沫在水面上的浮泛，看出水底深流中所出现的旋涡或逆流。《水浒》确实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从反面教膏了革命的人们：不管经历多少高山险峡，不管出现多少江曲河湾，革命潮流终将一泻千里地奔向光明的前途，这是谁也无法遏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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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与武训
    洪延青杜恂诚
    提起宋江，人们往往会想起武训。
    宋江与武训，这两个人都是投降派。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因此，光了解他们都是投降派还不行，还应当从他们的相似中看出其不同的特点，并从这些不同中概括出共同的本质。
    武训是这样的一个投降派：他出身于劳动者，但这个劳动者已经沦落成为乞讨者。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思想上的变化，在武训的身上，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劳动者的气味了。当然，即使对于乞讨者来说，并不是没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但武训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同于一般的乞讨者，而是一个“千古奇丐”。为了糊口而从事乞讨是不足为奇的，奇就奇在武训的乞讨是为了从事“办义学”这样的“义举”，对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主阶级教育事业发生了狂热。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向封建统治者卖身投靠的叛卖行为。封建统治者对于那些得力的奴才们是从来不吝惜赐予残羹余汁的。于是，武训以乞讨始，以施舍终，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挂起了皇帝恩赐的“乐善好施”的金字招牌。乞讨者成了施舍者，奴才成了主子，武训就这样地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了一个大剥削者。
    知道了武训一生的丑恶行状，有助于我们对投降派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还必须继续不断地深化。如果仅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就很难认识投降派的本质。武训“办义学”，这是个别的现象；通过“办义学”鼓吹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投降，这才是投降派的共同本质。个性总是比共性更丰富。同样是搞阶级投降，宋江与武训就大不一样。宋江不是乞讨者，而是施舍者。但是，这个施舍者很不走运，在地主阶级的内部倾轧下，“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为了阎婆惜的案子而“飘蓬江海”，使这个昔日的施舍者面临着比乞讨者还不如的境地。但是，宋江毕竟不是武训。武训自始至终不敢也不愿沾一点造反的边；而宋江就远不如武训来得安分。浔阳楼上题“反诗”，很有一肚子怨气，最后还居然一头钻进了梁山。虽说都是投降派，但两个人的投降方式很不相同。武训是打着投降的白旗从农民阶级爬进了地主阶级的行列，宋江则是从地主阶级钻到农民阶级里头来，打起了“造反”的红旗。武训是从被统治阶级中间爬出来的，他既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又是统洽阶级中间每一个分子的奴才。宋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中间一个派别的代表，他虽同样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但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别一派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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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宋江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争吵带到了农民起义队伍之中，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向敌对派别争权夺利的“借用”力量，从而为自己所代表的这一派涂上了“革命”的红色，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从属于地主阶级的派别斗争。
    投降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同形式的投降派是在阶级斗争特定阶段的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武训是一个公开的投降派。在革命刚开始的阶段，农民要革命，武训说不必。就这样，武训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要不要站起来？建国初期出笼的《武训传》，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于刚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仇视和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
    宋江则不同。他从要求地主阶级内部重新进行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的动机出发，可以作为农民革命的同路人而卷进了革命队伍。但一旦当革命威胁到整个封建统治存在的时候，他就对革命从利用转为敌视，公开地暴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宋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已经站起来了的人民是坚持斗争到底呢，还是中途妥协投降，重新向封建统治者跪下去？
    对于反动统治者来说，这两种投降派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鲁迅曾在《学界的三魂》中说过：“社会各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双官诰》即《三娘教子》，戏中有个名叫薛保的老家人，跪在小东人脚下，苦苦地哀求他发愤学儒，以便“读书做官”，俨然也是一个武训。《四杰村》说的是封建爪牙黄天霸，为了维护所谓“君臣大义”，下毒手杀害了当年绿林中的结拜兄弟，这又是一个宋江。鲁迅在那篇文章中深刻地进行了概括：“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有这样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每当阶级矛盾激化而反抗烈火尚未燃烧或尚未延烧过来的时候，反动统治者需要提倡的是“官魂”，鼓吹人们学武训那样地做一个任人推搡践踏的“不倒翁”。当反抗之势已成，群众已经拿起武器之时，反动统治若又需要提倡“匪魂”，号召人们向宋江学习，重新放下已经拿起的武器，接受招安，并为统治者去攻打自己昔日的同伙。武训和宋江正是这两种“魂”的具体化身。但在反动统治者的眼中，又自然是沿门乞讨为“丐”，要比铤而走险为“盗”好得多。反动军阀韩复渠就曾经这样说过：“鲁西一带民性强悍，‘土匪如毛，历代都没有肃清。若是穷人个个都象武训，治鲁西就不难了。”但是，如果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则统治者就很需要宋江一类人物来帮忙了。从清朝统治者到蒋介石，反动统治者对武训是历来都说好活的；而对宋江，几百年来毁誉参半，各不相同。这就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使人民不容易认清宋江的真面目。
    凡属投降派，不管怎样善于伪装，终究要被人识破。武训曾经颇为风行了一阵子，革命起来了，他也就垮台了。宋江的气运在历史上比武训要长些，但既然人们要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这类鼓吹中途妥协的投降派人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如果还有什么存在价值的话，那就是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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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
    徐震
    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并把这个冤家对头生俘上山之后，按理应是发下死牢，以待来日祭旗。然而，高俅这个阶下囚一踏进忠义堂后，竟立刻摇身一变成了个座上客。宋江又是纳头便拜，又是口称死罪，又是大张筵宴，又是殷勤劝酒。这对宋江来说是很自然的，高俅是他投降赵宋皇朝的阶梯，“逢高不是凶”嘛！但是，一旁明明站着被高俅弄得家败人亡的林冲等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宋江这出认贼作父的丑剧如果照直演下去，岂不要砸锅了吗？
    这当口，就用得着帮闲人物出场了。
    梁山上的帮闲，除了要会琴棋书画、猜谜行令之外，还得要会弄枪使棒，擒拿踢打。这次出场的是燕青。这个奴才的奴才，有一身相扑本事，就在他旧主卢俊义和新主宋江的鼓动之下，在忠义堂上铺下的大幅剪绒毯上，以“且看相扑”为名，把高俅摔了一个跟斗。
    燕青这一扑，帮主子真是帮到点子上了。这一扑，为宋江遮了羞，为众人平了平气，也为《水浒》凑了个颇为生动的情节，使作者能自圆其说，《水浒》也得以继续写下去了。奴才的职能是对主子尽忠。不过，要做一个好奴才却也不容易。首先，他得有点小本事。主子出行，他会鸣锣喝道；主子行猎，他能赶鹰呼犬；主子要附庸风雅，他就来吟诗作赋。当然，主子有时不免要面临困境，他就得会插科打诨，把严重的事端化为一笑，或者干脆“函关月落听鸡度”，护定主子溜之大吉。比如燕青，当宋江要跟李师师牵线时，他就凭着吹拉弹唱，竞然打通了这个“枕头上的关节”。然而，仅有这点还不行，还必须能善于看准时机，投其所好，即所谓的“及时雨”也者。上面所说的燕青这一扑，对宋江就大有“及时雨”的味道。把一个“朝廷命官”在这个关节眼上攧个跟斗，投降派宋江也就有台阶可下，得以大唱其投降的调子了。如果燕青在金盔殿上还想要麵翻高俅，那就一定象那个陈桥驿抗官的小卒那样，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可见这后一条是很重要的，不然帮闲就可能帮了倒忙。
    燕青可算是帮闲中的佼佼若，然此之宋江，却如小巫之见大巫。燕青是个奴才，而对封建统治的头子宋微宗来说，宋江又不过是个燕青，惟其作用远为重要罢了。鲁迅先生对这类角色有过精辟的评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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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信然！赵宋皇朝到了徽宗年代，那“鸟位”已是“岌岌乎殆哉”了。既有“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的梁山好汉，又有虎踞八州二十五县的方腊义军，此外，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对影山，一片价的都是“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的起义队伍。面临着这种形势，那批只懂得屠戮的饭桶如蔡京、童贯之流，败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就在这时，宋江在梁山上施行灵魂的屠戮，却已是大功告成。他终于从篡夺领导权开始，进一步修正和篡改了晁盖的坚持斗争的路线，把这支队伍逼下了梁山，投降了宋朝。这可真是为赵宋皇朝帮了大忙，可说是下了一场“及时雨”。
    宋江的帮忙并不就此为止。他在投降后，掉转枪口为主子平定了方腊，从而为反动封建统治头子再度下了一场“及时雨”。赵佶的“备忘录”一一写在“睿思殿”素白屏风上火焰般烧灼的“四大寇”姓名，就在宋江的这一场“及时雨”下，终于全然扑灭了。当然，宋江后来的这一手是充满了血腥气的，“当日帮源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这血迹是难以擦拭掉的。帮凶和刽子手之间，本来就没有一纸之隔呵！
    宋江这帮闲、帮忙和帮凶法的博大和精妙，是必然会被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奉为至宝的。这记录就是《水浒》。《水浒》既是一部奴才帮主的形象实录，同时又是一帖烈性的麻醉剂。它的反动功能就在于向革命人民不屈的灵魂开刀。《水浒》也无非是燕青玩的“相扑术”和宋江那类的“及时雨”在两大阶级生死对抗的紧要关头，它跑出来骂几声“贪官”，打几下奸臣，看起来好象是给被压迫阶级出了一口恶气，其实不仅不能触动反动统治阶级
    一根毫毛；相反，“怀柔胜于征伐”，它正好是替统治阶级下了一场场浇灭革命火种的“及时雨”。《水浒》的帮闲法，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小骂大帮忙”，确“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说：“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又说：“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水浒》正好就是这样一把剜心的软刀子。并且，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水浒》是打着农民起义的幌子来兜售投降主义路线的，它在“化敌为奴”的效用上讲，比之于赤裸裸宣扬正心室欲、忠君报国的道学来，就更加阴险毒辣。六百多年来，《水浒》正是以“治心”有术而得到反动统治者的欢迎。朱明皇朝的最高监察机关首先倡刻，以文化统制的酷烈而闻名的清代统治者却把它翻成满文并继而刊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书对谁有利了。它之被“世人视若官书”，原不是偶然的。
    燕青以一扑而解了宋江的一时之困；宋江则以“撺掇”一支农民起义军投降而为宋徽宗延长了几年赵宋的统治，但他们在维持反动统治所起的作用上，最主要的还是宣扬了投降主义思潮。“效水浒宋江故事”而把武装力量交出来换官做的，清代的笔记小说中就有不少记载，而且这类事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是，这类人物最后却大都象宋江一样，得不到什么好下场。投降派出卖了革命，但最后却又为人所卖，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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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保义”新芳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费秉勋
    宋江有个诨号叫“呼保义”，《水浒》中未作说明。过去有的考证文章说“呼保义”就是“有眼不识真天子”，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有帝王之器的宋江的崇高称号。这是个荒谬的结论，它掩盖了宋江作为宋朝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面目。
    考察“呼保义”原意，有两条最基本的材料，一条是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一书所录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直接对“呼保义”的阐释；一条是一些《水浒》刻本七十一回排座次之后的四六诗赞中的几句话。这是迄今发现的仅有的两条直接解释宋江“呼保义”诨号的材料。《宋江三十六人赞》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这段话称颂宋江不狂妄地称帝称王，不象董卓那样“拥强兵，有异志”(《三国志·董卓传>)。董卓在历史上也是个坏家伙；但这里将宋江与董卓对比，目的却在于突出宋江的安分守己。由此可见，宋江从一开始就不反皇帝，而要当统治者的奴才。
    《水浒》七十一回诗赞中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已瞻依廊庙。”“呼群保义”，这儿多出来的这个“群”字，是“普通”、“一般”的意思，说宋江以平凡的“保义”自称，不象晁盖那样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与宋王朝唱对台戏。正因为这个原因，《水浒》安排晁盖趁早归天，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以便让宋江“把寨为头”。
    上述两条材料，都强调了“呼保义”就是“瞻依廊庙”、服从朝廷、安守本分、当好奴才的意思。
    那末，为什么甘当奴才叫“呼保义”呢？“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呼保义”就是“呼为保义郎”。按《宋史·职官志》，保义郎属光禄寺，是皇廷的侍卫武职，原来叫“右班殿直”，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一二年）改称保义郎，简称“保义”。
    后来，宋朝统治者用封官笼络人心，常常把保义郎授给地方上忠于他们的奴才。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五月十八日尚书省文件记载，沂水县“忠义户”地主程渥向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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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捐献了五千石粮食“以助国用”，朝廷补给他一个保义郎的职名。同年六月，朝廷下文，号召各地自动建立地主武装“忠义社”，“各使推择为首领，自相团结，若及于人以上，与借授保义郎”。这种地主武装“忠义社”，目的在于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保卫封建政权，因而也就间接地起到了皇廷侍卫的那种作用，所以大“忠义社”的头目便授给保义郎。《水浒》第三十五回写宋江从梁山逃回家乡，“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这个张社长可能就是“忠义社”的社长。在刘豫“叛逆”的绍兴年间，河南州郡的一些官吏和土豪表现了对统治阶级的忠诚，监察御史三京淮北宣渝方庭实在一一三九年二月九日给宋高宗上书，建议下诏授给他们保义郎等“空名”（上引三条材料见<宋会要辑稿>)。这都说明，保义郎是朝廷授给忠心的奴才的职名。宋江正是这样的奴才，所以虽然朝廷还未来得及宣布授给他保义郎，他已经自呼为保义郎了。
    在“保义郎”名称的演变过程中，后来人们把权豪世要之家的奴仆也尊称为“保义”。据宋代曾造的《高斋漫录》记载：“近年贵人仆隶以仆射、司徒为卑小，则称保义，又或称大夫也”。一时，社会上“张保义”、“王保义”地滥称起来，这种情况在南宋的笔记中常常可以看到。正因如此，宋江虽未被人正式授给“保义郎”，人们却这样称呼他也不足为怪，甚至有时干脆直称之为“保义”。如《水浒》第六十回：“林冲为首，与众清出保义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
    元杂剧中每每又在“呼保义”之前冠以“顺天”二字，这正说明“呼保义”就是听顺天命，安分守己，能做天子的忠实奴才的人。宋江一生盼着能当上高级奴才。《水浒》第九十回在征辽之后，由朝廷正式“加宋江为保义郎”，这就不仅仅是“呼”而已，而是从名义上用官方的正式命令固定下来，实现了宋江多年的宿愿。
    《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对宋江竭力美化，即使在他的诨号上也大作文章。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孝义黑三郎”是作为在乡里叫出的诨名，主要说明宋江的“孝”；“及时雨”是江湖上对他的称颂，主要说明他的“义”；“呼保义”则是宋江的自我表白，主要说明他的“忠”。三个浑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宋江的封建道德，把他塑造为一个“仁义礼智信皆备”(《水浒>第二十一回)的孔孟之徒。三个诨号中，“呼保义”打头，说明了这个诨号最重要最能体现宋江的本质。在《水浒》中，凡是在-一些郑重的场合或在书面上，总是用的这个诨号。而这个挥号一“呼保义”，其实只不过是奴才的代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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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宪衙门”及其他
    石
    岩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这三朝，《水浒》很出过一番风头。当时，《水浒》由明王朝官坊刊刻，官僚士绅们也以读《水浒》为时髦。据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记载：嘉靖、隆庆年间，“一钜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有一个“名士”曾为《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明代李开先在《一笑散时调》中记载：当时士大夫们盛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不仅如此，就连皇帝本人也很爱读《水浒》。刘銮《五石瓠》卷六记载：“神宗好览《水浒传》。”他在位的四十多年，是《水浒》最盛行的年代。今天所见到的《水浒》最早刻本，如天都外臣序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刊刻于万历十七年；杨定见序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刊刻于万历四十二年。在清代，据昭琏《啸亭续录》卷一记载：清高宗弘历便曾命令庄格亲王将《水浒》故事编词作曲，题作《忠义璇图》，在宫廷中演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
    五、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五记述，乾隆时，朝中许多大臣都以《水浒》中人物的绰号互相戏谑，比如，纪昀上朝时走得最快，便被称作“神行太保”。当时编成的《续文献通考》，并将《水浒》正式列入“经籍考”中。
    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这样重视《水浒》？清末反动封建文人叶德辉在《点将录附考》中说：“至《水浒传》，明时与《三国演义》都察院同有刻本，载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乾隆初元，海内昇平，大戏节戏，进呈院本，《三国志》为《鼎峙春秋》，《水浒》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诸事为《英雄璇图》，载礼亲王《啸亭杂录续编》。可见，此二书前明刻之，风宪衙门；我朝则列为承平乐部。”明代都察院用《水浒》来“风宪衙门”，就是由于《水浒》刮的是投降之风，垂的是封建之宪，可以用来作为明王朝各级官吏镇压和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教科书。诚然，明清两代，确实曾经下过那么几道禁毁《水浒》的命令。比如，一六四二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前夕，崇祯皇帝曾经下令禁过《水浒》；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咸丰皇帝也曾下令禁过《水浒》。这与其说是他们仇视《水浒》，倒不如说他们担心人们并不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读《水浒》。清代刘廷玑在《在园杂志》卷二中指出：《水浒》“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他的所谓“善读”，指的学宋江的当投降派；他的所谓“不善读”，指的是学习李逵、吴用、三阮的革命造反精神。刘廷玑认为，为了防止人们的“不善读”，倒不如忍痛禁止《水浒》的流传。这就是崇祯、咸丰之下令禁毁《水浒》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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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甲论
    读鲁迅的诗论
    石一歌
    新诗自从在“五四”时期的风涛激浪中诞生以后，它的发展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各个阶级、各种思潮曾经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鲁迅曾一再说：“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
    一样”。但事实上，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对中国新诗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自始至终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不仅写过诗，译过诗，而且在杂文、书信中对新诗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的诗论，指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运动。新诗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新”在哪里呢？就“新”在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崩溃，作为它的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封建文化也随之分崩离析。旧诗正象八股文一样，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虽然有黄遵宪、夏曾佑等人的“诗界革命”和谭嗣同、梁启超等“新派诗”的出现，但他们只不过提出“我手写我口”，把所谓“流俗语”塞进诗篇，并不敢冲破旧形式的束缚。后来，就连这么一点可怜的形式上的改良，也随着他们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破产而烟消云散了。当中国革命进入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阶段后，如果照搬旧体诗的形式而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更是难以表现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这是个尖锐的矛盾。新的时代在召唤着新诗的诞生。诗歌只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
    鲁迅正是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来提倡新诗的。早在一九O七年，他
    就在《摩罗诗力说》这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中，热情介绍了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欧洲民主主义革命诗人的作品，盛赞他们“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的革命精神。鲁迅面对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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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如警的祖国，万马齐瘠的诗坛，不禁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渴望用洋溢着战斗热情的诗篇，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冲决旧社会的罗网。
    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新诗的发展也走着一条曲折的路。当胡适之流高唱“诗体大解放”的时候，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诗歌之敌》一文中指出：“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到一九三四年，他又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新诗还处在幼芽时期，为什么就已经“交倒楣运”、“奄奄一息”了呢？这里面有着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新诗在“五四”时期的出现，对于打破束缚思想的旧诗的陈套，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一些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曾经用新诗为武器，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但是，那时的很多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反对封建旧文化时，没有做到批判地有分析地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在吸收外国东西时，没有注意剔除其中的糟粕和不适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因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相抵触，是一批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的洋奴。胡适曾自诩为“诗国革命”的领袖，其实，他提出来的不过是一套全盘欧化的、形式主义的纲领。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至于表达什么内容，采用什么形式，统统可以不管，对于自己的祖宗，民族的传统，则对不起，全扔掉了。胡适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他写的“白话诗”究竞是一种什么“实地试验”？不妨先看看他在五四运动后两个多月写的一首名作《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这与其说是“白话”，不如说是胡话。胡适的这种“尝试”，后来由他的同伙、新月派的乏走狗梁实秘点明了本意：“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
    马克思曾经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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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胡适的《尝试集》，就表现了反动的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企图在新生的“白话诗”的形式中，恢复陈旧的东西的“尝试”。要说其中有什么“新”的内容，那就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使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所谓新文化合流，以对抗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鲁迅为了保卫新诗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同糟蹋新诗的胡适之流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指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鲁迅的议论是很深刻的。他这样认真地提出新诗的形式问题，目的是为了同旧思想旧文化明确地划清界限。形式决定于内容，同时又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列宁说：“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是如此。从形式主义出发，根本解决不了新诗的形式问题。形式上的缺陷，需要从内容上去找根源。当时，新诗的主要读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新诗的作者也基本上是
    一批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熏陶的、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不去表达革命群众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也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为了用进步的、革命的诗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就要考虑到把诗歌写得易记，易懂，易唱，动听，要做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鲁迅对新诗提出的要求，是应该做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国的古典诗歌有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诗歌，诗歌，诗与歌本来就不可分离。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谈到文化起源时，称“杭育杭育派”为最早的作家。“杭育杭育”，既是诗的节奏，也是音乐的节奏。从文学史上来看，不论是四言、五言、七言诗也好，不论是唐诗、宋词、元曲也好，不论是在民间流传的乐府、竹枝词、山歌、民谣也好，基本上都是配有曲子，或者是能够配上曲子唱的。琅琅上口，就便于流传。鲁迅对新诗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国诗歌的传统和发展规律。同时，鲁迅主张“格式不要太严”，“不必依旧诗韵”。这就不仅阐明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也阐明了继承和创造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新诗开辟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新诗要达到这个要求，的确也很不容易。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不少人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格律诗。但他们关在书斋里绞尽脑汁，制作出来的东西犹如千枯的纸花，一点生气也没有。鲁迅针对诗歌发展道路上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特别强调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在旧文学衰颓时，从民歌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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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新的养料”，常能促使诗歌“起一个新的转变”。但是，对于民歌也必须进行分析，民歌中有革命的健康的，也有不少是落后的黄色的。因此，就有一个如何学习民歌的问题，不能仅仅强调从形式上模仿。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五四”以后，文化界有些人也曾经鼓吹过一阵民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这方面的研究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从形式上着眼的，抱的是猎奇的态度，甚至去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于是“民歌体”到了他们手里，也就由“刚健，清新”而变得毫无生气，最后只剩下一个躯壳。鲁迅批评有些白话诗作者“掇用‘选'字”，“写成一长方块”，就是针对那种脱离群众、闭门杜撰新格律的错误倾向而发的。
    鲁迅非常重视诗的形式，但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他一直把诗歌的阶级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当时，新月派鼓吹“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鲁迅便指出：这比喻虽然很美，但很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竞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鲁迅戳破了这类“超阶级”的鬼话，以鲜明的阶级观点，热情地赞扬了革命烈士殷夫的诗集“属于别一世界”，有力地驳斥了把静穆幽远、浑圆超脱作为诗的极境的理论。无产阶级的诗歌，不是田园式的牧歌，而是鼓舞人民前进的高昂战歌；无产阶级的诗人，也决不是无病呻吟的文人雅士，而是站在斗争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士。
    鲁迅重视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诗歌创作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当革命营垒中某些诗歌作者出现“标语口号化”的倾向时，鲁迅便指出：“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当时造成这种倾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者对群众的斗争生活不熟悉，思想上缺少辩证法。毛主席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鲁迅在这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突出地强调了诗歌创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对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鲁迅写于几十年前的诗论，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是那么地引人深思。我们现在正处在伟大的时代，应当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努力写出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战斗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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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第五章)
    刘大杰
    李白是唐代的大诗人，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大诗人。他主要生活于开元、天宝时期，正是前人所说的“盛唐”时代。
    玄宗当政了四十多年。他取得帝位，经过了宫廷内部两次激烈的斗争。在其当政初期，为了要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不得不争取更多人的帮助，不得不任用一些在武后时期享有声望的旧臣。因此，在开元年间，玄宗虽已开始复辟儒家路线，由于在武后建立和积累起来的强大国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上，武后旧臣姚崇、宋璟诸人，仍在坚持推行符合法家精神的政策和措施，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当时的政治、经济，还能保持相当的稳定和繁荣。杜甫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就是这方面的反映。但必须说明的是，他所讲的“公私仓廪”，应当是指的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仓虞，农民不会有藏谷的仓和藏米的廪。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即在开元时期，农民仍是过着穷困的生活。玄宗政权逐步得到巩固，儒家路线也进一步复辟，新起的豪族地主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垄断政权，为非作歹，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非常尖锐，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杜佑说：“虽有此制（均田法），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通典·食货》)在大地主的剧烈兼并和残酷剥削下，统治阶级是“财物山积，陈腐不可较量”（郑棨·开元传信记）；而穷苦农民则是“农桑之际，多缺粮种”(《册府元龟>)，陷入了“纳官以外，半年无粮”的悲惨生活。这是天宝时期的实际情况。由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变了。这次大叛乱前后八年，中国人民尤其是北方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逐步形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衰颓局面。回想起在贞观、武后时期，“国容何赫然”！（李白·《古风>）而今在玄宗的儒家路线统治下，成为：
    日惨惨兮云冥冥，程程啼烟兮鬼啸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李白·远别离》）
    李白就处于这样的时代。他并没有为“盛唐”的假象所蒙蔽，他能通过假象，看到内部的腐烂。他的作品，从尊法非儒的立场出发，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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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七Oーー一七六二)出生于中亚的碎叶。碎叶当时属于安西都护府。解放后在
    新疆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的历史文物。在吐鲁番出土的告身（任命状）、过所（路证）和高昌县的文书中，都有碎叶的记载，这是唐朝政府在碎叶一带进行有效管辖的证明。李白五岁时，他父亲从碎叶迁居四川，他就是在四川长大的。他后来一直把四川看作是自己的故乡。李白自己称他是李广之后，是李暠之后，其实都不可信；他自己强调这一点，这是庸俗门第观念对他的影响。
    李白的父亲迁居四川以后，川人称呼他为李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可见他既非土著地主，也非官僚，他一定很富裕，才能享受这种生活。由此推断，李白的父祖辈，必然是碎叶一带经商致富，到了李客，才带着家室儿女迁到四川的。此后李客是否仍继续经商，现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他不是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李白从小所受的，并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可见李白从少年时期起，就没有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的重点，而是诵读诸子百家和一般儒生所轻视的“奇书”的。因而他在青年时期，就已成为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尊法轻儒的人物。李白这种思想的形成，从社会条件说，因为他出生在武后时期，法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着强大的力量；从个人条件说，这是和他这种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分不开的。与此相应，他自已的生活方式，和一般儒生也大有不同。“十五好剑术，徧干诸侯”(《与韩荆州书》)；“十
    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这表明他在青年时期努力学习文化的同时，又学习武艺，并且很早就染上了游仙风气。
    李白二十五岁，抱着“四方之志”，离川远游。先到江陵，南入洞庭，登庐山，东下金陵、扬州，游览吴越。再又沿江而上，漫游云梦，寓居安陆。再北上洛阳、太原，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知名人士。后又移家山东，寄居任城。“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涂，获笑汶上翁。”（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这时李白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受到东鲁儒生的喇笑。此后又漫游河南、淮楚，北上泰山，南至会稽，与吴筠相识。这时李白已经
    四十二岁了。他在漫游中，接触到较为广阔的社会面貌，结识了各方面的人物，游赏了祖国的名山胜水，写了许多诗篇。政治上虽是一无成就，诗名却是越来越高了。天宝元年，由于吴筠诸人的推荐，玄宗召他入京。他到长安以后，受到玄宗的优遇，命他供奉翰林。他在长安三年，仍然度着狂放不羁的生活。相传有“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等故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这些诗句，刻划出李白当时对于封建帝王傲岸的鲜明形象。玄宗当时对李白的优遇，并不是赏识他的才能，真的要他参加朝政，不过是爱其诗名，把他作为御用文人和清客，需要他为宫廷帮闲而已。司马迁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其实汉武帝却是很重视封建文化的建设的，而唐玄宗之于李白，倒真不过是靶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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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封建帝王所戏弄的倡优。在玄宗看来，李白只能写作《清平调》一类的乐章，作为宫廷享乐之用，参加政治是不行的，说他不是“廊庙之器”（见孟棨《本事诗》）。因此，李白在长安，表面搞得很热闹，实际上是一无所得。李阳冰说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草堂集序》)；李白自己也说：“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高力士、张垍一类人对他的诽谤当然也是有的，这只能是次要原因，主要还在玄宗自己。
    李白在长安三年，接触到不少政治现实，特别对豪族权贵的荒淫腐朽，得到较多的认识，这对于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作品内容的提高有很大作用。天宝三年，他离开长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显示他对当时腐败政治感到失望的悲愤心情。他此后“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李君碣记》）。先后在梁、宋、齐、鲁一带，与杜甫交游，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诗云：“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李白诗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社甫)彼此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恶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天宝四载，李白南下吴越，杜甫西游长安，他俩在山东曲阜石门一别，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李白与杜甫分手以后，仍然度其南北流浪的生活。安禄山叛乱，李白南奔江南，后避居庐山。第二年，永王李璘（玄宗之子，肃宗之弟）率水师从江陵东下，拟由水路北上讨贼。路过九江，李璘邀请李白参加了他的军队。李白当时写了《在水军宴赠幕府诸待御》及《永王东巡歌》诸诗，表示他的从驎是自愿的，志在“清中原”，“扫胡尘”，也就是平安、史之乱。但是当时的肃宗，怀疑他的弟弟要同他争夺帝位，于是派兵在广陵一带把李璘打败了。李被杀。李白蒙冤受罪，被捕入狱，终于流放夜郎。李白写了《万愤词投魏郎中》、《上崔相百忧章》、《赠张相镐》、《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诸篇，寄寓他的孤愤。李白一生旷达不羁，这时也流下愤慨之泪。“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万愤词投魏郎中>)，表现出他在狱中万感交集的苦痛心情。在这里，我们的诗人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性者。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行至巫山被赦。他于是乘船东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显示他当时的愉悦心境。这时李白快六十岁了。以后游洞庭、寻阳、金陵、宣城一带。病卒于当涂，年六十二岁。
    二
    上面说过，李白不是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父亲和他自已都没有做过官。其《寄东鲁二稚子》诗云：“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可见他在山东是有点土地的，由于他长期在外流浪，他估计这点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了。可以肯定，他不是大地主；否则，家里-一定有专人给他管理经营，无论是出租或是雇工，都不会因他不在家而致无人耕作，也用不到担心“谁种龟阴田”；而且，后来连这点土地也失去了。所以他说：“顾余乏尺土”(<赠从弟洌>)，“归来无产业”。(《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可是尽管如此，他的生活还是过得相当富裕。他在青年时期，“囊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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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以后在他的诗句中，经常反映出他的生活情况。“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行路难》)；“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这类的句子，多不胜举。其中当然有很大的夸张，但应当承认，他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李白活了六十二年，他能长期过这种生活，何以有这样多的钱？他既非官僚，又不是大地主，他究竟是否别有经济来源？前人有的说是来自妻财，也有的说是出于玄宗的赏赐，这都是说不通的。这是关于李白的阶级地位问题，是研究李白的思想和艺术的重要前提。
    李白的父亲是在西域经商致富的财主。他迁回四川以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李白早年在四川时，“养奇禽千计”，到处游山玩水，他们父子能够过这种生活，显然是以李客经商所获得的财富为基础的。李白离开四川以后不久，就在“维扬散金三十余万”，这无疑是他家庭供给的。在这里反映出李白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条件和商业经济的联系。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其长期漫游的过程中，李白和商业进一步发生联系的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在他的作品里，有不少这方面的例证。他有诗云：“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飡。”(《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这不能看作是一般地用古人穷困的典故来和自己相比，而是有一定的实际生活经历的。“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飡。”(《宿
    五松山下荀媪家》)从这里可以证明李白确有过“饥从漂母飡”的生活感受。他又说：“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所谓“混游渔商”，在这里与一般用典不同，完全可以和“穷与鲍生贾”相互印证。相传管仲、鲍叔一起经过商，李白引用这一典故，不能看作是虚语，而在这里，正说明他和商业经济确有着联系。再如《自代内赠》云：“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更说明他和商人（估客）的密切关系。他还说：“所以青云豪士，散在商钓；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唐压制商贾，明文规定商人不能作官，并且称商业为“贱业”。然丽，李白不但不轻视商贾，并且尽力抬高他们的地位，把商业作为是“青云豪士”的托足之所，跟他自己“混游渔商”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分不开的。
    初唐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看崔融写的《请不税关市疏》，就可以知道武后时期工商业繁盛的情况。到了开元、天宝，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城市的兴起，工商业力量的增长，以及封建市民阶层的发展，乃是必然的历史事实。当时长安的市郊居民，已经有三十万户。再如洛阳、汴梁、宋州、扬州、襄阳、江夏、寻阳和金陵各处，都是商业繁华之地。李白在这些地区来往频繁，除了他自己所说的游山访道以外，可能都与商业有关。
    在兴起的大小商业城市中，居民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劳动者，当然也有少数的官僚地主，等等。富商巨贾和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成为城市中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市民阶层日益成长和扩大。从李白的生活面貌来看，他也染有某些市民的习气。“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䯄>)；“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在这些诗句里，反映出李白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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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活形象。王维也喝酒，他是躲在辋川别墅，同道友们浅斟低酌，欣赏园林胜景。杜甫也喝酒，他是坐在广文先生的书房里，“清夜沉沉动春酌”，一面喝，一面高歌。独有李白，专与胡姬、酒肆打交道。杜甫说他“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歌>)，很耐人寻味。
    再如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可见他在长安街上，曾同斗鸡之徒打过群架，幸亏他的朋友陆调把他救了出来。他那时已是中年，并不是小孩。不管其打架的原因如何，他这种行为，绝不能出于一般宫僚士大夫，只有染上市民习气的人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不能完全归之于李白的浪漫性格，而实有其阶级地位的根源。
    李白不仅与商业有联系，而且与手工业也有联系。他很重视工业的经济作用。安、史乱后，李白写了一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一面是说南京龙盘虎踞，地形可守。更重要的是，“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楠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韧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割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这表明，李白重视工商业经济作为富国强兵之道的思想。再如他赞美韩仲卿在武昌令的政绩说：“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太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铄，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他这里也强调了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首诗。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
    秋浦在安徽贵池，是当时银和铜的产地。李白在这里住过不少时候，写过十七首《秋浦歌》。诗中有的抒写其客地乡愁，有的描写秋浦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上面的五绝，是歌颂冶矿工人之作。虽只短短四句，刊矿工彻夜辛勤劳动的形象，表现得非常鲜明。在古典作品中，早就出现过描写农业劳动的诗，但歌颂刊矿工的作品，李白这一首，还是第一次。新主题在作品中出现，必然反映出作者思想中的某种新倾向。手工业和商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李白一再强调工商业可以富国强兵，这是封建市民思想的反映。当然，这时期的封建市民思想，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民主思想是有不同的。
    再从文学作品来看，李白写过《长干行》、《江夏行》一类作品，其中描写商人商妇的生活、感情和旅程地点，细致生动，前所未有。如果作者没有一定的这种生活体验，很难写出这样的诗来。前人也有《估客乐》、《西曲歌》之作，不过寥寥数语，只是一种概念而已。
    总之，从李白的家庭出身和他的“穷与鲍生贾”、“混游渔商”自述来看，他在经济上跟工商业有一定联系。他的生活作风、政治思想和诗歌中的一些描写，也带有相当鲜明的市民的某些习气和特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李白就是一个工商业者或商贾市民。只是说，李白是一个跟工商业经济有联系的中小地主，而在其思想领域中，反映出与工商业经济相联系的某些形态。
    当时的中小地主，同站在儒家路线一边的豪族地主，无论就经济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来说，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中小地主中那些土地被豪族地主所兼并的人，这种矛盾当然更加突出。同时富商巨贾虽也靠剥削起家，而当时的商业还不能形成一种突破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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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独立力量，还只能是封建土地制度的附属物。但是由于一方面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人的力量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工商业又受到大地主官僚的严重控制，影响了工商业的利益，从而使当时的商贾市民跟豪族统治集团的矛盾也相当尖锐。所以从李白的这一特定阶级地位出发，他必然要对豪族统治集团和维护豪族地主利益的儒家路线，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斗争。他的家庭出身，他从小所受的教育，由于李世民、武则天长期推行法家路线而在思想界所形成的法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又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具有法家观点。由此可见，李白作品之所以表现出尊法非儒的强烈倾向，表现出鄙视丑恶现实憧憬理想的强烈感情，是有其阶级基础和思想根源的。
    三
    李白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爱国思想和浪漫主义的特色。
    一，首先，李白的诗歌，表现了尊法非儒的鲜明倾向。他说：“余为楚壮士，不是鲁诸
    生”(<淮阴书怀寄王宋城>)；“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对儒学和儒生，采取了如此鄙视和轻蔑的态度。《嘲鲁儒》诗，集中地表现李白的非儒思想。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寝衣人。…(《嘲鲁儒》)诗的前四句，谴责儒生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对于国家大事，则一无所知。接下来，形象地描绘了儒生们方巾阔步、道貌岸然的丑态。“秦家丞相府”是指李斯，“褒衣人”是指那些“以古非今”、坚持反动立场的儒生。李白在这里，以赞赏李斯的笔调，来暗叙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他在《行路难》中，把李斯和屈原一样，作为“贤达人”来歌颂。屈原、李斯都是被复辟反动势力害死的。李白在这里所表现的非儒倾向，非常鲜明。
    李白不仅批判那些不通时事的儒生，还进一步把矛头针对儒家的老祖宗。“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运用游仙诗的手法，表现了“轻尧、舜，笑孔丘”的叛逆精神。在李白的作品里，也有一些自称儒生或称赞“孔圣”的诗句。那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地主阶级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革命性阜已丧失，同时儒学已改扮成为封建政权的统治思想，当时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都不得不披掩着儒家的外衣，借用某些称赞孔丘的辞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
    李白对于过去的法家代表人物，总是出以赞叹之笔。如写秦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这不但歌颂了秦皇统一中国的功业，还塑造出他的英雄形象。写刘邦：“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一面赞刘邦，一面批俗儒。诗中在对于管仲、张良、郦食其、诸葛亮这些人的赞叹中，都表明李白尊法非儒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仅表现在于评价历史人物，而且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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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各个方面，在他一系列反映政治现实、表现自己政治态度的诗篇中，都打着这样的烙印。
    二，李白的诗富于爱国思想。他说：“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赠从弟洌>)他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于既反对外来的侵扰和破坏，又坚决反对地方军阀的分裂割据。这跟李世民以来的法家路线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同法家所一贯坚持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李白对于战争的态度是有原则的。他说过：“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他强调不能随便发动战争，他渴望汉族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但如果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侵扰和破坏，为了维护国家的统
    一，那就必须进行抗击。“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塞下曲>)塞虏先来，天兵后出，这就说明了保卫国土，抗击侵扰的战争性质。再如他的《塞上曲》，是歌颂李世民抗击东突厥的武功的。“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只有彻底击败侵扰者的破坏，才能使人享受“瀚海寂无波”的和平生活。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之一）
    语言工炼，风格高昂，体现了当时边塞诗歌艺术的高度水平。但是在唐玄宗时期，由于儒家路线的统治，在军队中已经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并且发动了一些非正义战争。李白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羽檄如流星”(<古风》)中，谴责了杨国忠征讨南诏的穷兵黩武的横暴。对于安、史叛乱破坏国家统一的严重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这些诗句中，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思想和对待人民的鲜明态度。
    维护统一还是支持分裂，从来就是儒法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李白反映安、史叛乱的诗篇，同他的边塞诗一样，都表现了尊法非儒的倾向。当然，李白是一个王权主义者，他是忠于唐王朝的，他的反分裂、求统一，也是为了要巩固唐王朝的封建政权。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当时李白正处于普遍的混乱状态中，他尽管站在王权主义的立场上，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在当时仍有其进步意义。
    三，李白在针砭时政、轻蔑权豪方面，是锋芒毕露的。玄宗推行儒家政治路线，到天宝年间，愈益显示其黑暗腐朽的本质。李林甫做了多年的宰相，以“口蜜腹剑”著称，干尽了坏事。王供“务为割剥以求媚”，他不但剥削活人，而且还剥削死人，所以得到玄宗的宠信。杨国忠本是一个无赖，以“椒房之亲，总揽大权”，“势倾朝野”。自贞观至武后期间，豪族地主受到了压制和打击，一批豪族地主的代表被镇压，不少人破产和没落。到了玄宗时期，却又培养出一批新的豪族地主，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在经济上表现了极大的贪婪性。如杨国忠在短短儿年，便“积帛至三千万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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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贪婪性的集中体现。这样，政治大权就重新被豪族地主所把持，在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同时，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庶族地主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受到新老豪族地主的严重压制，如杜甫、高适、王昌龄等许多中小地主的诗人，在玄宗时期写了不少悲叹自己在政治上受压制和经济上遭受困顿的诗篇，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李白对于当时的这种腐败政治，感到极大的愤慨。“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书情赠蔡舍人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堰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这些诗句表明，作者把当时豪族地主的政治局面，归结为黑白不分、贤愚不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君不能裡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上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的有怀》)
    李白在这里，表现了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战斗精神。当时的统治集团为了要维护豪族的政治特权，对统治阶级内部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李邕、裴敦复皆被杖死，皇甫惟明、韦坚皆被赐死，王琚逼得自缢，李适之服药自杀。这些人在当时封建士大夫中，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另外，那些站在豪族地主一边的皇亲国戚和高级宦官，则以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如斗鸡），争取玄宗的宠幸，得到富贵利禄。李白痛骂他们是春风中的“骞驴”，是董龙式的鸡狗。他进一步说：“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古风>）；“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他批判玄宗有如“乱天纪”的殷后，有如昏庸的怀王，有如扶不起来的阿斗。因此，他不愿为功名富贵向那些豪族权贵奴颜媚骨，摇尾乞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不能理解为仅仅是表现李白个人的性格或得失之情，实际上反映出站在法家思想一边的李白，同站在儒家思想一边的“权贵”在政治路线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见李白的非儒倾向，不仅仅表现在对历史上法家人物的肯定和讽刺儒生、嘲笑周孔的诗篇中，而且渗透在他的反分裂、求统一的爱国思想里，并且深入到当时政治斗争的领域，具体化为对儒家路线的批判，这也就使他的诗歌艺术形象，格外显得鲜明。
    四，善于描绘自然，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祖国的壮丽山河，是李白诗歌内容之又一表现。他一生流浪，游踪几遍全国。他自己说：“一生好入名山游”。他游览多，体会深，而且他是以自己的爱国思想，蔑视权豪，批判儒学的豪迈不羁的性格来感受，并加以描绘的。所以在他的诗篇中，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动人的富有性格特征的壮丽图画。黄河是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它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李白以赞叹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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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和雄奇奔放的笔调，再现了黄河咆哮奔腾的雄伟形象。“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把万里黄河，收入笔底，写入胸怀之间，使自然性格化，达到情景交融的美境，这是李白描写自然的艺术特征。如他写长江，“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庐山，“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写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写泰山，“日观东北倾，两岸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游泰山>）在这里，作者运用浓墨和大笔，不但涂写出自然界的外部形象，还传达了自然界飞动的灵魂。但有时他又用淡墨和秀笔，刻画出明山丽水的精神境界，如他的《秋下荆门》、《独坐敬亭山》、《望天门山》一类作品，显示出另一种画面。李白在这方面，具有丰富多采的色泽和风格。有的雄奇，有的秀媚，有的飞动，有的清丽，有的出于梦游，有的加以想象，但无不渗透作者的思想个性。峨眉山的月色，白帝城的采云，三峡的高峰，荆门的平野，龙盘虎踞的金陵，千峰攒聚的泰山，烈火张天的赤壁，旧苑荒台的姑苏，水尽南天的洞庭，江城如画的宣城，横天的渭水，青冥的终南，青天削出的五老峰，清波荡漾的镜湖水，雄奇的天姥，惊险的剑门，四万八千丈的天台，三十二莲峰的黄山，天际奔流的扬子江，天上飞来的黄河水，一一出现在李白的笔下，以壮丽瑰奇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热爱祖国江山的感情。
    上面的叙述表明：李白诗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前人往往断章取义，对他进行各种指责。有的攻击他的从璘，责其“失节”，如苏辙与朱熹。有的批判他的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无补于教化”，如赵次公与罗大经。这都是从儒学立场出发，对李白的人品和作品，进行诬蔑和歪曲。
    四
    李白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表现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傲岸的思想性格，以及他在艺术中所表现的爱国思想、批判儒学、蔑视权贵和揭露现实的精神，同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统一的。屈原的赋，李白的诗，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代表。李白的《梁甫吟》、《远别离》、《蜀道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北风行》、《日出入行》一类作品，无论在思想和语言风格上，都显示出李白与屈原在精神上的契合。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阁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猃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梁甫吟》）
    诗中对豪族地主的垄断政治，表示强烈的不满，对国事的败坏显示深切的关怀。感情激昂，笔力雄健，体现了《离骚》的风神和情采。李白的诗富于想象，善于表现艺术上的夸张，使他的诗歌语言，富于个性化的特征，富于鲜明的艺术形象。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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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秋浦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等等，都是传诵的名句。由于他的想象和夸张，都具有现实基础，才能给人们以艺术真实的感受。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类作品，尤具有这方面的特色。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荣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叉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逐，砯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雅》)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前，栗深林兮惊层颠。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梦游天姥吟留别》)
    在这些诗句里，想象和夸张，结合得多么完美，构思多么奇警，不但体现出祖国奇险壮丽山水的精神面貌，而且显示出李白诗歌语言艺术的独创风格。
    游仙的形式，是李白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又一种表现。屈原的作品，善于运用神话传说，驱使雷电风云，翱翔天外，作了许多超越现实的描写，以此来表达自己憎恶黑暗、追求理想的思想感情。六朝时期，产生了不少游仙诗，但一般是违背屈原的道路，代表了没落地主阶级的思想倾向，所以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的。李白的游仙诗篇，其精神和屈原一样，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又无力改变现实，因而在艺术精神上作超越现实的飞跃，借游仙的形式，表现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他的头脑中充满着幻想，也充满着矛盾。任何幻想都不能使他满足，因为各种矛盾，都无法解决。他所追求的一切，在当时的现实世界都是得不到的。由于“今日之日多烦忧”，所以“欲上青天览明月”（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在这里反映出诗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微弱和无法改变现实，找不到正确道路的精神面貌。他说：“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由此可见，李白作品中的仙界梦境，主要是作者“挥斥幽愤”的艺术表现。李白做过道士，炼丹服药，这都是真实的，也是应该批判的。但另
    一面，他并不是一个江湖道士，而是一个有清醒头脑的诗人。他知道神仙是没有的，长生是不可能的。“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月下独的>）；“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他推尊秦始皇的政治功业，但对他的神仙迷信，一再加以非难。（见《古风>）
    其次，李白又批判地吸收了庄周的艺术手法。庄周的思想本来是消极的，但李白把他的艺术手法同游仙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以改造，作为批判孔、孟之道和黑暗现实的艺术工具。他把庄周用来鼓吹其道家虚无思想的艺术形象一大鹏，改造为表现诗人自己蔑视权豪、摆脱儒家束缚的性格特征。于是化庄周的消极浪漫主义，成为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这是说得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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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善于运用诗歌的各种体裁，但他轻视格律的束缚，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古体、绝诗在他的笔下表现出高度的成就。他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作起诗来，不屑于雕琢，用着大刀阔斧、变化莫测的笔法，去表现他心中的感情和印象，显示出丰富多采的风格。范传正说他为人“不拘常调”，他作诗同样是不拘常调。他写出来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行云流水一般，具有浑然天成的美感。看起来“来之容易”，实际“出于艰难”。其特征是：于锻炼之中不露痕迹，于工力之中显其自然。王安石赞赏他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见<苕溪渔隐丛话》）这说明了李白诗歌艺术的独创风格。
    李白善于运用民间语言，能在乐府歌辞中吸取营养。在他的一百四十多篇的乐府诗中，有不少作品，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推陈出新、富于创造性的成就。另外，李白热爱民俗音乐，在词体文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菩萨蛮》，称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升语）关于这个问题，在论唐词时再谈。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精神，大力反对六朝以来的华艳轻靡的诗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批判的态度非常鲜明。“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李白对于那些形式摹拟、雕章绘句的作品，表示极大的不满。至于他在《古风》中说过推重《周颂》和《大雅》的话，那不过是用来作为一种批判梁、陈诗风的武器而已。李阳冰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这说明李白诗歌在唐诗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必须指出：在李白作品中，也存在不少消极思想。
    一，传播道教迷信。前面说过，李白利用游仙的形式，作为批判封建传统道德的手段。但在他的作品里，以求仙学道为题材的占有不少。如《古风》中的一些篇章以及《游泰山》、《草创大还赠柳官迪》等作，更是明显的例子。并且往往在他的一些优秀作品里，也夹杂这类的消极因素，因而使他的某些作品，在客观上起着传播道教迷信的作用。至于游侠在他的思想中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必须批判的。
    二，散布人生如梦的思想。李白具有朴素的唯物观念。“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日出入行>)但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任自然的摆布，提出了“逆道违天，矫诬实多”的错误论点。他觉得在大自然的威力下，人生的过程，有如梦境。“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春日醉起言志>)“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拟古》)这就宣扬了人生如梦的虚无思想，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宿命论。
    三，宣扬颓废享乐的思想。李白追求理想，僮憬仙界，都是不能实现的。于是回到现实，追求官能上的享乐。“而人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他用这样的理论和生活，来解决思想上的苦闷和矛盾。“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等等，反映出“及时行乐”的腐朽思想。在这种颓废生活的基础上，他也写出了一些艳体诗篇，这对于后代起了不良影响，因而引起后人对他的责难。这些缺点，都是他的阶级所决定的，从而使得在他以积极浪漫主义为主流的作品中，也存在消极浪漫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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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文心雕龙》
    志培松笔
    南北朝时期梁代刘勰（公元465一520年）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的文艺批评专著。它对后来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解放以后，一些古典文学工作者，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规点给以历史的评价，但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一派颂古声中，《文心雕龙》往往受到不适当的称颂，被捧为“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先河”，说什么刘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学思想中的崇实精神”。这说明古典文艺研究领域中尊儒崇孔的思想泛滥到何等严重的地步！今天，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文心雕龙》作出科学评价，还是一个有待努力的课题。
    评论一部著作，首先要看它的总纲。《文心雕龙》一书共五十章。刘勰在作为全书序言的《序志》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这就明确宣布，《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章是全书的总纲。其实，《正纬》是《宗经》的续篇，《辨骚》是前三章的例证，基本观点集中在《原道》《征圣《宗经》。至于其他的篇章，有的讲述文体流别，有的谈论创作方法，可以说是全书的“目”。刘勰“拾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的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然而，就全书的总纲来看，则鲜明地反映了儒家的反动文艺观点。
    刘勰其人，既是一个孔门卫士，又是一个佛教信徒。他的一生是尊孔拜佛的一生。他编造自己七岁梦见彩云若锦，而攀采之，大有异乎常人之兆；到三十岁，“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步孔老二后尘，到南方布道。因而，学孔老二复辟的顽固态度，拯救文运，就成了刘勰给自己规定的奋斗目标。他自称作《文心雕龙》是“代圣贤立言”，目的就是根据“尼父（孔丘）陈训，恶乎异端”，要树立儒家学派在文艺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尊儒必反法，政治上如此，文艺上亦如此。刘勰在大吹孔老二的同时，对法家人物便
    一一给以攻击和贬斥。他攻击秦始皇“灭典”（明诗》），“政暴而文泽”(《铭箴》)，“势炎昆岗”(<诸子》)；污蔑“法家少文”(<奏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封禅>)；诋毁商鞅、韩非“弃孝废仁，辕药之祸，非虚至也”(《诸子)，指责曹操“术兼名法”，其诗是“郑曲”…简直摆出孔老二“放‘郑声’”的凶恶嘴脸，必欲将法家作品逐出文苑而后快。
    由上可见，刘勰是站在尊儒反法的立场上，来讨论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问题的。他的文艺观，是儒家文艺观点的一个标本。
    关于文艺源泉问题，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文艺观斗争的焦点。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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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刘勰虽然看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有不同的文体流派，甚至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见解。但是，《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章《源道》对文艺源泉的回答，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刘勰认为“道”是文艺的源泉，文学作品来源于道。先有道，然后有文艺。他列举了自然界各种事物所具有的美：天上有日月的光华、云霞的雕色，地面有山川的锦绣、林泉的声响，动物龙、凤、虎、豹的奇姿，植物花草的艳丽…这些都是“道之文也”。至于人更是“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把心理的东西作为出发点，这恰恰是唯心主义的特点。而且他认为“言立”、“文明”这种本领并非人人都具有的，只有“圣人”才有：“爱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风姓，指上古帝王；素王，指孔丘。就是说，道是通过圣人之手而变成文章的，圣人用文章来表现道。
    显然，刘勰的道，指的不是自然界的物质本身，而是超乎物质之上的某种精神的东西。这种东西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不可捉摸。他所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神道难墓，精言不能近其极”，必须用占卜打卦、观星望斗的迷信方法才能掌握它。
    刘勰在《灭惑论》中，对道的涵义说得更清楚：“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语菩提，汉语曰道。”这就点明了，道就是佛教所说的“菩提”，是一种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绝对精神”。他所说的“道”，总是和“神理”、“神明”、“道心”、“神教”、“天道”、“天命”和“菩提”这一类字眼联系起来的，说穿了，就是“天”和“神”。这是儒家“天命论”的反应，是西汉以来董仲舒鼓吹的“天人感应”论的直接贩卖。而他宣称存在着“恒久之至道”，更是秉承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刘勰完全遵循着这个唯心主义的思维规律。
    刘勰在《原道》中以抽象晦涩的语言所宣扬的道，实质上就是孔孟之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儒家的经典，就是“至道”，就是永恒真理。所以他从《原道》引出《征圣》，从《征圣》又必然要引出《宗经》，这在刘勰的思想中，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如果说《原道》讲的是文艺的“源”，那么《宗经》讲的就是“流”了。刘勰认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章的“本源”不是社会生活，而是儒家经典。经典以外的一切文章，都只是“枝条”。所以文艺只能以“六经”为祥本。论说文，按《易》去套(“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顺《书》去编(“《书》发其源”)；赋颂歌赞，照《诗》去写(“<诗》立其本”)；铭、谏、箴、祝以《礼记》为准(“《礼》总其端”)；纪传铭檄，以《春秋》为标本(“<春秋>》为根”)。这样，就把文艺的各种体裁、风格、流派互竞长短的“百家腾跃”的生动景象，统统纳入儒家“六经”的“环内”了，使文艺创作成了腐朽、僵死的儒家“六经”的翻版，成为代古人、死人立言的传声筒。可见，刘勰作为一个儒家的信徒，他的文艺观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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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循守旧的。
    刘勰还提出了文艺批评问题。他认为衡量文章要根据六条标准：“一则情深而不诡，
    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前四条就内容而言，即“正言”；后二条就艺术手法而言，即“体要”。六条既是政治标淮，又是艺术标准。我们知道，任何时代的文艺标准，都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决没有抽象的政治标淮，也没有抽象的艺术标准。刘勰要求的“不诡”、“不杂”、“不诞”、“不回”、“不芜”、“不淫”是指的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孔老二鼓吹的“思无邪”，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要求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符合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发挥文艺“政化”的作用，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统治，起到巩固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点，在《辨骚》一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什么叫“辨骚”呢？就是要区分《离骚》（包括屈原的其他作品）和“六经”（这里指《诗经》)的异同。说明哪些是合于《诗经》的，应当继承；哪些是异于《诗经》的，应当扬弃。这是刘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具体运用。照他看来，当时文风每况愈下，正是由于“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离开儒家经典所造成，因此有“辨”之必要，通过“辨骚”以矫文风。
    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者，刘勰自然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楚辞》这样的作品。屈原是成国时代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作品中那种热爱祖国的炽热感情，那种对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的反动贵族集团的愤懑和鞭挞，那种褐望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和百折不回的英勇气概，那种对儒家“天命观”的有力挑战，以及诗歌中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特点等等，都是刘勰所不能理解的。他用儒家“诗教”的僵死教条对屈原作品加以歪曲；用“诡异”、“谲怪”、“荒淫”、“狷狹”之类恶言，对屈原作品突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创新加以攻击。
    对《楚辞》的评价是这样，对其他作品的评价也是这样。比如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文学，刘勰在《乐府》一章里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北上众引”指曹操的《苦寒行》，“秋风列篇”指曹丕的《燕歌行》，都写的是征人之苦、思妇之哀，表现了曹操父子反对内战统一祖国的远大抱负。而刘勰大加贬抑，攻击其“淫荡”，是郑曲。对于司马迁的《史记》，刘勰也因为它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写了一般平民人物，而指摘其“爱奇反经”。对于民歌民谚，刘勰更十分鄙视，称它们是“淫辞”、“怨声”，说“文辞鄙俚，莫过于谚”(《书记>)；“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乐府》)
    总之，刘勰规定的文艺标准，是为了确立儒家思想在文化艺术上的绝对统治，要求一切文艺遵循虚伪透顶的儒家教义，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稍有违悖，便成异端，于是大张挞伐。这就说明，刘勰是站在反动的儒家立场上批评文艺作品的。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针对六朝浮艳文风而作，因此是一部有强烈战斗性的文艺论文，至少在当时是进步的。这种看法对吗？
    的确，它是针对六朝文风而作的。《序志》中有清楚的表述。他批评“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哀叹“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通变》）。刘勰认为这种文风之所以不好，就在于“去圣久远”、“离本弥甚”。就是说，离开了圣人的经典，不合乎儒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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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刘勰公然提出回到“六经”去，拜圣人为师，即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通变》)。这完全是一种复古倒退的主张。
    对于六朝文艺，笼统地斥为形式主义而加以否定，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从思想内容看，随着东汉帝国崩溃，从三国鼎立到魏晋南北朝，前后几百年间，
    一些进步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曹操等，就曾在政治上作出了重大的建树。在意识形态领域，玄学、道家、佛教等相继盛行，出现了所谓“百家腾跃”的局面。南朝宋文帝时还专门开设了儒、玄、文、史四馆。各种学派的勃兴，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在文艺创作上，尽管出现了一些逃避现实故弄玄虚的玄言诗，出现过专门描写君王色情的齐梁宫体诗，但毕竞不是主流。在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的正是刘勰十分鄙弃的民歌。据后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共六百余首，东晋民歌占四百一十八首，宋代民歌占一百五十八首。民歌的空前发达，是和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及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的，同时和儒家思想统治的危机也是分不开的。这些诗歌重视抒发个人感情和幻想，不以封建教化为己任，也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很大一部分把矛头对准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准了儒家鼓吹的封建伦理道德，完全不是孔老二“温柔敦厚”的“诗教”所能包容的。民歌的大量产生，自然也给文人的创作以一定的影响。晋朝谢石就曾在朝士宴集时“为委巷之歌”（见晋书·王恭传》），宋汤惠休作了大量的“委巷中歌谣”体诗（见<南史·颜延之传)。陶渊明(365一427年)、庾信(513一581年)和鲍照(410一466年)等诗人的作品，也都明显地受着民歌的滋养。
    从艺术形式上说，中国文学到南北朝时已经由简到繁，由单一到多样。这是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当然，难免会出现过分讲求形式、华而不实的情况，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六朝文艺形式革新、变化的理由。总的看来，六朝一些作家在当时文艺形式上的探求，说明人们对文艺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是进步的。如果硬要照刘勰的要求，按孔老二“辞达而已矣”办事，或者回到“六经”去，岂不抹煞了文艺的特征，给文艺发展套上沉重枷锁吗？以诗来说，以四言为主的《诗》三百篇，发展到以五言为主的汉魏乐府，到南北朝又有了专门的杂言诗。着重声律的近体诗，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南北朝
    一些作家对诗歌格律化的探求是符合汉语规律的，没有六朝诗人的这种探求，就没有以后唐诗的繁荣局面。再如赋，这种比较贵族化的文艺形式，到六朝也有所发展，它抛弃了汉赋那种呆板的铺叙堆砌，注意抒发作家的感情，强调声色渲染，句式对称，风格清丽通脱，对于唐代诗赋合流和长篇抒情诗的出现，也有极大影响。
    总之，刘勰以“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等滥调去否定六朝文艺的革新，实质上不是从文艺的发展上去看问题，而是一种复古倒退的文艺主张，是他尊儒崇孔观点的反映。
    以上是我们对《文心雕龙》总纲的初步批判。《文心雕龙》是一部很复杂的书。我们认为，它的总纲是错误的，体系是错误的，然而其中对一些创作技巧的探索，对某些具体作家和作品创作风格的评价，也有一些很有见地之处，不能一概否定。这方面本文就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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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看影片《春苗》札记
    石川
    彩色影片《春苗》上映以后，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好评。这不仅由于赤脚医生春苗的命运及其经历的斗争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关注，它的某些艺术形式的运用也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兴趣。它较好地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电影是视觉形象的艺术。它在艺术描写上没有小说那么自由，不能由作者从旁发表议论，但比起戏脚来却又具有较大的空间自由，更接近于生活。这就决定了电影艺术形式的特殊性。如何使电影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为革命的政治内容服务，这是摆在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经过一夜的紧张抢救，小龙退热了。阿婆把一碗姜汤递给方明，欣喜地问：“医生呢？”方明一楞。水昌伯恍然大悟：“是在找咱们自己的土医生啊。”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笑着，转身向门外张望。接着银幕上出现这样一组耐人寻味的画面：
    朝霞绚丽，红日初升，照耀着暴雨后一平似镜的湖面。画面的一角，漾出层层涟漪；镜头循着波纹摇出春苗在洗一篮新鲜的草药；然后她又自然地洗了洗脚，转身拾级上岸。春苗拎着草药篮穿过竹林，平静地走来，脸上现出了凝思的神态。阿强对大家兴奋地说：“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一赤脚医生。”
    这一组镜头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导演处理也没有什么“神来之笔”。但它为什么能那样拨动观众的心弦呢？我以为，其原因正在于运用了电影的特殊艺术形式，从平凡中见不平凡，恰到好处地刻划了春苗这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英雄形象。
    这一组镜头，很有节奏感。从整个影片的节奏来说，前面是抢救小龙，又是战胜卫生院不给药、百般刁难的紧张战斗，恰如“电闪雷鸣”，现在则是“风平浪静”，一张一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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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如果影片自始至终保持着紧张状态，那就达不到预期的艺术效果。从观众的心理来说，在那样一个风雨之夜，春苗治病有无把握，小龙病危可否脱险，都无不为之捏着一把汗。现在小龙脱险，观众不由得舒一口气。这样舒缓的节奏，正好跟观众的情绪合拍。更主要的，这样的节奏正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最好契机，与英雄人物思想上的节奏相统
    一。春苗在抢救小龙的时候，不允许她作深入的思考。现在小龙已经退热，她可以从容地想想这一夜的经历究竟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卫生院不给药？为什么为贫下中农治病那么难？杜文杰、钱济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体现着人物在沉思的平稳节奏，加深了春苗这个形象的思想深度。
    这一组镜头，很有层次。电影的镜头运动，本来是带有强迫性的，观众不能不听它的指挥，看它所给你看的东西。镜头层次分明，就能跟观众的愿望相统一，成为观众满意的“向导”，把人们带进规定的情境中去。当阿婆寻找“医生”的时候，观众很自然地跟着镜头“移”向门外，镜头代表了观众的眼睛。但是春苗并没有一下子出现在画面上。人们看到的是旭日朝霞，碧水涟漪，然后再看到春苗。先给人物入画布置那么一个环境，就具有艺术的意境，起到了烘托形象的作用。接着春苗上岸，穿过竹林，镜头时而代表春苗的眼睛，时而代表水昌伯等人的眼晴。对于观众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合理，那么自然，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受“强迫”的局促感，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这样的镜头处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刻划春苗的英雄形象。阿婆、水昌伯寻找“医生”，是春苗出场的铺垫。人们看到她那双沾满泥的脚，那篮新鲜草药，马上联想起她这一夜所受的辛苦与考验，因而被深深感动。春苗呢？既不是彻夜不眠后的疲乏不堪，也不是因救了小龙而洋洋自得，表现得很深沉。两腿泥，洗一洗，撂摆发，显得极其平常。虽然秀竹朝晖把她衬托得光彩照人，但春苗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英雄。甚至大家那么异样地看着她，她竟有点感到“羞涩”，因而不由得停住脚步，打量一下。阿强深情地说：“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一赤脚医生。”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影片在前面所作的渲染就都有了着落。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永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革命的需要推动着他们去克服重重困难，但他们决不会对自己所创造的英雄业迹感到有什么特殊之处。春苗越显得平凡，她的精神品质就越显得高尚，形象也就越真实感人。
    电影艺术形式的一个特点，是富于生活的真实感。在生活里，如果一个英雄人物在群众中摆出了鹤立鸡群的姿态，说话、走路，看书，都有一股“英雄腔”，是决计成不了无产阶级英雄的。因此，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不应当使观众觉得是在“演戏”。《春苗》发挥了电影艺术形式的长处，塑造了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才使英雄形象既是那样高大，又是那样真切动人。
    二
    《春苗》从一个侧面直接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从这个特定的题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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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怎样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形式的特长，来为深化影片的主题服务？在这方面，影片的作者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作者在原来的构思中，单纯着眼于勾划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一般地描写春苗怎样被打成反革命，又是怎样搞批斗会，让走资派“靠边站”等等，缺少朝阳公社卫生院的斗争特点。在电影艺术形式的运用上，也缺少动人的艺术处理，满足于拍摄贴大字报、开辩论会之类的群众场面，而群众场面又拍得凌乱、冷落。后来，影片的作若努力在典型化上下功夫，才选取了为水昌伯治病这一中心事件，提炼出吃药的典型情节，并通过这一典型情节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以前，朝阳公社卫生院不给水昌伯治病，“病人腰疼，医生头疼”。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水昌伯住进了卫生院。但由于水昌伯病情一时“恶化”，卫生院长杜文杰抓往大做文章，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俞运动压下去，反革命分子钱济仁则妄图乘机杀人，嫁祸于人；而春苗则要顶住压力，治好水昌伯的病，因而要加大剂量，尝药。药可以用，却被杜文杰打翻在地，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把一碗药从走资派手里夺了回来。这样，既反映了医疗战线上斗争的特殊性，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共同本质，形象鲜明，思想深刻，发人深思。
    内容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现。《春苗》的后半部，在围绕着为水昌伯治病，春苗尝药、送药，杜文杰夺药，水昌伯服药这些情节的处理上，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春苗尝药，影片作了充分的铺垫。先是拜访老石爷爷，证明病情是“好转”而不是“恶化”。然后一面熬药，一面学习“十六条”，读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春苗陷入了沉思。在炉上药罐冒出来的热气里，迭印出杜文杰文化大革命前后四个不同的脸部特写，同时响起杜文杰沙沙的画外音。这组迭印镜头用得好，好在与学习“十六条”相呼应，形象地再现了杜文杰的走资派面目，因而也深化了春苗尝药的意义。尝药，不仅是为了治病，而且关系着与走资派的一场严重斗争。接着，春苗娘来看望春苗，对春苗“冒这么大的风险”尝药表示不放心，这又是一层铺垫。于是，银幕画面又把观众拉回到解放以前，跟小春苗一起去“仁德堂”赎药，为她们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对旧社会痛心疾首。这一组形象化的回忆镜头，在影片结构上是一气呵成的，没有突兀之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镜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解放前我爹临死的时候连一口汤药也没喝上”到“孩子…娘懂了”，连结着新旧社会两种制度的鲜明对比，从一碗汤药上反映了“争个治病看病的权利”，包含着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搏斗这样的深刻内容。春苗娘“懂了”的就是这个深刻内容，同时也把观众的思想引入新境界，大大增加了尝药的份量。因此，虽然迭印、倒叙之类是电影常用的表现形式，但一旦反映了深刻的内容，就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这也同样启示我们，电影的表现形式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利于表现新的革命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电影艺术形式的特点，但又要从内容出发，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推陈出新，这样才能推动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以适应表现新的内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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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苗送药、水昌伯服药，影片利用电影镜头的长处，做到了细致刻划与场面渲染的有机结合。这是全剧的高潮戏，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影片的艺术效果。如果只有场面的渲染，没有细致的刻划，就会找不到影片的主人公，使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流于形式，不能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如果只有细致的刻划，缺少场面的渲染，也难以反映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磅礴气势。因此，必须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春苗》正是这样做的。当春苗揭露了钱济仁、批判了杜文杰以后，她把这一腕通过斗争夺来的药送给水昌伯，一路走来，影片采用跟摇、移摇的镜头，让观众既看到春苗庄严、激动的神态，又看到群众各种欣喜欢愉的表情，加强了观众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使人身临其境。如果采用谁有戏镜头就给谁的分切方法，那是一定要顾此失彼，不能给人以完整印
    象的。
    夺药、送药、喝药，影片把这些细致动人的戏都安排在卫生院的楼梯上，反映了导演在场景选择上的匠心。从戏的内容看，这些戏也可以放在水昌伯住的房间里展开，但那样就很难表现声雄势壮的群众场面，而这个群众场面的刻划对于完成这场戏的主题任务又是
    十分必要的。而且这是重场戏，时间长，如果局限在房间里，容易流于单调平板。拉到连着场院的露天楼梯上展开，场面就容易拉得开，而且可以有变化的余地，错落有致，不显呆滞，进一步加强了艺术效果。如杜文杰把药打翻在地，救护车赶来要把水昌伯抢走，杜文杰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不可一世；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抓住了钱济仁的谋害人命的真凭实据，春苗站在楼梯上，胸有成竹，高屋建瓴，向钱济仁、杜文杰步步进逼，使钱、杜陷于愤怒了的群众的汪洋大海，前后变化有序，使阶级力量的较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深化了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这一思想。所以选择楼梯这个场景来展开高潮戏，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影片还可以更充分利用这一场景，更细致地把思想挖深挖透。观众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座楼梯重复出现了好多次：文化大革命前，春苗曾在这里向杜文杰提过意见，揭发过钱济仁盗走药物的丑事；还是在这里，春苗和杜文杰展开过拿锄头的手能不能拿针头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春苗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曾奔走在楼梯上，寻找方明，寻找水昌伯；现在，又在这里进行着夺药、送药、喝药的斗争。当春苗一步步踏上楼梯的时候，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她的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呵！楼梯，是卫生院这场斗争的见证。作者毋需多花笔墨，只要通过镜头处理稍作点染，就会引起观众的注意，发挥出这个场景的更大作用。
    在这里，艺术形式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基于对内容的深刻理解上的，又反过来深化了内容的表述。因此，这种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才有艺术的生命力，跟它的内容一起活在人们的头脑里。
    三
    如果我们跟影片的作者一起深入创作过程，把全部的样片跟现在的完成片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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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发现作了很多的增删剪辑。追潮一下增删的原因，就可看出作者在艺术上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江南水乡，朝阳湖畔。样片原有不少孤立看来很有特点的片断，现在都一概删去了。如卫生院宴请梁局长大吃大喝的场景，水昌伯闯将进去，群丑一副尴尬相的镜头，现在变成了侧面描写，宴请只是一个隐约的背景。又如很有江南风膝的电影音乐基调，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这些镜头剪换的原则只有一个：形式是否与内容相统一，是否为刻划形象、深化主题服务。大吃大喝，拍马溜须，囿然有刹于揭示杜文杰之流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这华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应从路线上、阶级感情上揭露杜文杰的本质。因此，正面表现，容易流于庸俗，让观众一笑了之，甚至会产生某些副作用；把它作为背景来处理，可避免上述短处，又可以使观众把他们的老爷作风与春苗一心一意抢救小龙的深厚阶级感情作对比，有助于认识杜文杰的阶级本质。至于江南丝竹小调，要是不加改造，流于纤巧柔弱，用来供托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激烈尖锐的斗争场面，力量就显得不够。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发展的。电影创作也是这样。我们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正因为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不统一。有的电影不重视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结果影响到内容的表达，艺术感染力也很差。电影的各种样式，如纪录片、舞台艺术纪录片、故事片、美术片、科教片，都各有其艺术形式的特殊性。这些岸式之间，可以而且应当互相借鉴，互相取长补短，但不能互相取代。如果把拍摄舞台艺术纪录片的手法生搬硬套，或者把故事片拍得象纪录片一样，都会影响到故事影片这一样式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之，都要象故事片那样去要求其他片种，也同样不行。在演员的选择上，似乎很少考虑形象是不是好，是不是“上镜头”，错误地认为，“五大三粗”就是工农兵形象的“气质”，这实在是对工农兵形象的歪曲。反之，如果挑选演员仅以脸蛋、身段为标准，而不考虑他是否适合粉演电影中的某个特定的角色，以为脸蛋美、身段好就会增加角色的魅力，其实也是枉然。试想，如果把扮演春苗的演员，化妆成秀眉长目、削肩细腰、皮肤苍白、步态摇曳的古“仕女”，没有赤脚医生浓烈的“上气”，这个形象还会有什么光彩呢？又如在镜头的处理上，如果是谁有戏把镜头对推谁，没有变化，没有节奏，画面不讲构图，不讲意境，在背景的烘托上，没有层次，不讲色调，凌乱芜杂，或者混沌一片，不注意环境描写对于人物刻划的衬托作用，这就正象诗歌创作忽视了节调、韵律、分行等形式上的特点，就写不出深受群众欢迎的好诗一样，这样忽视电影艺术形式，是拍不出有影响的好影片来的。当然，如果不在电影创作的内容上下功夫，仅在形式上玩弄技巧，华而不实，也决不是电影创作的方向。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主席还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当前我们要大力提倡艺术上的创造精神，努力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世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问。这样，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才会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欣欣向荣、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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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方海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要“逐步地克服片面性”，“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
    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事物的矛盾。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分为二，认为统一物分为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接触的事物，都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和业务、团结和斗争、先进和落后、成绩和缺点、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等，都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为此，我们看问题应当从各方面去看，不能从单方面去看。既要看到喜物的正面，又要看到它的反面；既要看到它的过去，又要看到它的现在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作报告，总是要讲两点：一是优点，二是缺点，优点那几项，缺点那几项。在总结工作时，总是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在运用辩证法对事物进行分析，是对待事物应有的正确态度。不然，就很容易犯片面性的错误。
    是全面地看问题，还是片面地看问题？反映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搞形而上学的人，不从享物各个方面的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看问题。他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了解这一方，不了解那一方；只了解现象，不了解本质。用这样的方法认识事物，对工作就会只看见成绩，看不见缺点，或者是只看见缺点，看不到成绩。在讲团结时就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或者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用这种方法去指导工作，工作就会陷入被动，甚至走向失败。片面性之类的形而上学，给草命和建设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毛主席指出：“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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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祥要求。”
    一切真正愿意把革命和建设工作做好的同志，都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逐步克服片面性，锻炼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要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就必领开展对立面的斗争。凡是片面性，往往局限于个人的经验，强调从自己所站的角度出发。这种看法，有时也可能包含部分正确的因素。因此，那些犯有片面性错误的人常常不自觉其为错误。其实，一点正确，误作全部正确，这不就是片面性吗？毛主席指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要克服片面性，就应当学会比较，学会唱“对台戏”，学会开展对立面的辩论或斗争。因为要认识一件事情的本质，光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考察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和其它相关联的事情放在
    一起加以对照。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把矛盾的各个方面充分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分清正确和错误，从而使片面的看法转化为比较全面的看法，用正确的见解克服错误的见解。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这个道理。
    进行比较和辩论，是逐步地学会全面地看问题的一个好方法，这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草命的长期斗争中，就经常采取辩论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来同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抗日战争就是经过不断辩论才取得胜利的。要不要抗日？有一派见物不见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枪不够，炮不够，不如向日本帝国主义按降算了。另一派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只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可以打，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看待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问题。只见物，不见人，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观点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也是通过不断辩论，才使得我们的同志取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比知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对许多重大问题就展开了辩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要哪一个党来领导？通过大辩论，搞清了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证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辩论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更是被人们普遍运用和掌握。今天，我们要克服片面性，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仍然要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要做到全面地看问题，就必须分析事物的两个侧面。但是，马克思主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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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事物的两个方面决不能平均地看待，不是平分秋色、半斤八两的对等关系。毛主席指出：“事物的修质宝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事物的两个方面，总有一方处于主要地位，另一方处于次要地位。比如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所以无产阶级历来强调要政治统帅业务。对待我们的工作，也要分清究竟好的、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还是坏的、错误的、缺点的方面是主要的。所谓对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就是指要从事物的主要方面去看。如果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就是一种片面性。当然，也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机会主义的特征就是用二元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用均衡论来阉割重点论。他们把享物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甚至将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说成主要的、本质的东西，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享物的本质，往往把人们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还必须反对静止的观点，坚持发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好事和坏享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好享中包合着坏的因素，坏事中理伏着好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环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函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比如，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穷二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利的一面。但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能激发广大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清神。这时不利条件就转化为有利条件，坏享就变成了好事。今天，全国各地出现的一大批工业学火庆、农业学大察的先进单位，他们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群众的草命干劲和科学态度，创造了人间奇迹。如果搞形而上学，以为过去落后就永远落后，就会失去民族自信心，迷信外国资产阶级，怀疑和不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甚至有可能沦落为可耻的投降派。又如，对草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我们也应当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任何新生事物都不是一下子就十全十美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新生事物尽管在发展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却代表了草命前进的方向，我们应当积极扶持它，决不能因为新生事物有缺点有问题，就因噎废食，甚至以此为借口，转回到老路子上去。
    要克服片面性，还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某一阶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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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力量批判某一种错误倾向时，往往会出现“矫枉必须过正”的情况。这种情况是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的话，也很容易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为此，我们对已经做过的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应当具有正确的分析态度。对过去工作中的主流方面、本质方面的东西要充分加以肯定，不能因为批判一种倾向，就把过去的一切全盘否定，象把小孩同脏水一起倒掉
    一样。比如在教育革命中，我们冲破了过去修正主义那一套，实行开门办学，把课堂教学同三大草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防止开门不办学，甚至否定课堂教学的倾向。而当我们注意防止这种倾向的时候，又必须坚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如果片面强调课堂教学，把开了的门又关起来，甚至把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基本方针也否定了，那就又完全错了。我们解决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都要注意分清那些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左”右干扰，那些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造成的差错，那些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应当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个过程来认识。只有有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事物变化的原因，才能在事物发展中把握矛盾的各个侧面，防止左右摇摆。
    是全面地看问题，还是片面地看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世界观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要克服片面性，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就必须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的、社会的原因。列宁在论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就曾指出，人的认识是螺旋形前进的，在这个曲线上任何一个片断，都会被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都会把人引向泥坑中去。在阶级社会里，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的时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是带有深刻的阶级洛印。因此，宣传唯物辩证法，批判形而上学，克服片面性，便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经常的战斗任务。我们只有在斗争实践中认真学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端正思想，提高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办辜的能力，真正把各项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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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
    胡润松完绍元
    上海住宅公司第五工程队，是去年上半年建立起来的一支住宅建筑队伍。这个队现有四百十五人，青年占了百分之八十五，全队职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论技术力量，队里除了十几个泥水木工外，其他都是新手。论设备条件，全队平均每人的动力装备还不到零点四匹马力，而一般的建筑队平均每人达到四到五匹马力。当时有人说，象这样一个技术弱、设备差、底子薄的“娃娃队”，在一个工地上“钉”上三、五年，工房也难上去。但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队的工房建筑就是上得快：今年一至十月工房竣工面积达一万一千多平方米，其中已交付的面积为七千九百多平方米，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二。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呢？开始，五队造一幢五层楼房子，要十个月时间。有人说，人力、物力条件这样差，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五队的党支部认为，工房建筑能否快上，主动权掌握在人的手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矛盾，对待困难，条件是可以改变的。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形而上学的表现。他们为了提高全队对加快工房建筑意义的认识，组织群众进行了“为谁造工房”的讨论，激发了大家为劳动人民快造住房的阶级感情，克服种种消极思想，认识到，只要有一股快上工房建筑的拚命劲头，在施工实践中不断摸索规律，工房建筑的进度就能由慢变快。
    五队技术力量弱，人要干，手不巧，这和加快工房建筑的确是个矛盾。然而，在这个队的工人看来，这是一种暂时现象，只要依靠群众，勇于实践，这种局面就可以改变。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这个队的一些女同志来说，她们看到队里的泥工缺少，就一反过去建筑行业上从来没有女泥工的常例，成立起全市第一个“三八”泥工班，主动承担了
    四、五层楼面的建筑工程。她们在登高作业的实践中，经过艰苦锻炼，不久就能在屋顶上迅速地上好屋面板，成为一个顶得起、用得上的泥工班。全队为了更好更快地掌握造房技术，都象“三八”泥工班那样，善于学习，大胆实践，这样，这个队的技术力量也就逐渐强了起来。许多干了还不满一年的青年，很快由生手变为熟手，慢手变为快手。例如泥工一组，过去他们一天只能吊装一百块砌块，随后增加到二百块、三百块，现在已能吊到六百块。又如女子喷浆队，原来她们一天只能喷五间，如今一天就可喷十间。五队随着技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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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由弱变强的转化，工房施工的进度也就加快了。
    当时，五队某些工种工作量大，人力又不足，怎样使工房建筑上得快呢？觉支部调查了队里劳动力的使用情况，看到由于分工过细，经常造成各个阶段、各个工种之间忙闲不均的现象，发现这里的劳动力大有潜力可挖。他们通过同群众一起分析、讨论，认识到一定的分工是需要的，但把分工限得死死的，就会限制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只有打破不合理的分工界限，才能挖掘劳动力的潜力，弥补某些工种劳动力不足的因难。于是他们发动全队各个小组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展“一专多能”活动。这个队的竹工组，除了把自己的竹工生活做好以外，机修、油漆、粉刷、挖基础、拌混凝土等事样祥都千，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大家都称他们为“百管组”。其他各组也是这样，上土建结构时，粉刷队跑来帮忙搬砖运料；土建搞上去了，泥工组又反过来帮助搞粉刷。由于做到分工不分家，密切配合，互相支授，使工房建造的速度又大大加快了。现在这个队建造同过去一样的一幢房子，只要
    五个月时间，施工期比开始时诚少了一半。
    五队在工房施工过程中，还经常碰到材料有“缺口”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搬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话来，认为只能停工待料。而队里的广大工人决不是“等米下锅”，迁就“缺口”，拖延工房建造时间。材料的“缺口”当然要用材料来弥补，但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缺口”也可以通过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发生转化。这个队的干部和群众，根据材料供应的不同情况灵活机动地组织施工：有时先把现有的材料“吃掉”，然后等“缺口”的材料供应上来了，再去突击，这样既争取了时间，又克服了等工现象；有时集中力量突击一瞳工房，以免造成材料问题上“大家吃一点，谁也吃不饱”的现象，使这个“主攻点”的材料能得到保证供应，从而促进了工房尽快竣工和交付使用。另外，他们还千方百计做到物尽其用。例如有一段时期，工房里楼梯间用的二米七的水泥预制板跟不上，工人们就把已损坏的楼面预制板拿来改用，把坏的部分去掉，正好用上。砌块也是经常脱节的材料之一，有的队往往在施工中把断裂的砌块扔在一边作废物处理，五队的工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总是把断裂的砌块凿成各种规格备用，一到缺砌块时就将这些“废物”补上。这个队的工人就是不被材料的“缺口”牵着鼻子跑，现在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不因少数材料一时供应不上而窝工等待了。
    从造工房的第一天开始，五队就碰到了机械设备少的矛盾。去年五月，他们开进天山工地施工时，缺少一部搅拌用的砂浆机。怎么办？工人们先从眼前的实际情祝出发，豪迈地提出：没有设备，我们凭着泥刀、泥桶，也要把工房造！缺少砂浆机，他们就借了拉耙来拉。大家就是用这样的“土法子”浇完了基础钢筋混凝土。五队的工人认为，设备少不够用这是经常碰到的困难，但只要我们对现有的设备灵活地使用它，做到充分利用，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全队只有一套钢管脚手架，各小组之间密切配合，不等土建结构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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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拆除，丽是半边竣工，半边拆下，边拆边装上新的一幢。队里运输车辆极少，各小组之间自觉把方便让给别人，他们早起晚睡装运材料，白天将车子让给人家。这个队是常日班制，但是群众创造了日夜轮作，交叉施工的“新规矩”，使设备一台能顶两台、三台用。同时，他们从长远着眼，认识到眼前的这种做法只能“救急”，而要应付今后更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有一定数量机械设备的武装。设备从哪里来？他们既不坐等，向上伸手要，也不搞什么歪门邪道，而是依靠全队工人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革工艺，大搞技术革新，自己武装自己。一年来，这个队自己动手搞了一台绞管机，提高效率二十倍，一台筛黄沙机，提高效率十儿倍：他们还自己制造了一台井架吊遥控装置，搞了一台割砖机，还准备动芋搞风钻、割管机和新的遥控装置。这些项目的实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将来进一步加快工房建筑创造了条件。
    工房建筑进入大热天的第三季度，这个队又遇到了要不要攻下有一千多立方米地下挖土工程“硬骨头”任务的问题。有的同志说：上半年我们已经抢出了进度，很主动，还是等过了“秋老虎”后再啃吧！五队党支部及时分析了部分同志在工房建造上得快的情沉下产生的骄傲自满和松口气的情绪，认为上半年虽然打了主动仗，但如果下半年不抓紧，主动就会变被动，三季度攻不攻这个“硬骨头”，是能不能夺取今年工房建筑主动权的关键。从客观条件上看，对于这个没有专门挖土机、运输工具的五队来说，要在短时期内攻下这个硬务任，确实是件困雅的事！这个队的党支部看到这种困难，但他们又认识到，要进一步锻炼这支新的队伍为人民快上工房的本领，就是要使他们在矛盾较为集中、困难更多的条件下，通过他们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无穷智慧，去战胜困难，赢得主动权。为此，他们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班。工人们通过学习，克服了骄傲和松口气的情绪，立下了啃“硬骨头”的决心。他们说：人有干劲，手有办法，土方再多，也能移！挖土，没有“大嘴巴”挖土机，全队男女老少齐动手，一铲一铲挖，一筐一筐拾；雷阵雨冲塌了土方，工人们就排除积水，及时采取抢敷指施，继续再挖；扎钢筋缺少切割机，大家就拿起大铁锤，一根一根把钢筋敲断：屋基下遇上了流沙，他们就同打桩工人一起配合作战，很快就打下了五百多根长七公尺，重六百多公斤的混凝土桩。结果，只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就把一千多立方的土挖掉了，攻下了“硬骨头”，夺取了今年建造工房的主动权。
    由于五队坚信·人的因素第一，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面能于方百计克服施工中的各种困难，使工房建筑周期一幢此一幢短，质量一艟比一幢高，用料一幢比一艟省，人们的精神面貌一天比…天新。最近，这个队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决心进一步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施工，为加快工房建造速度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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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法开出技术草新之花
    上海电器电能厂党支部书记王连庆
    这两年来，我们厂的技术革新之花结出了丰顾的果实，长期落后的生产技术面貌有了
    一个较大的变化。以前，车间里坛坛罐罐，三酸两碱，烟雾弥漫，水流遍地。工人操作手戴橡皮手套，脚穿长统雨靴，拎着铁篮头，弯腰来回跑。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现在，生产流水线成龙，从酸洗、电镀到钝化、烘干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工人同志坐在工业电视机前，按按电钮，从容而轻松地操作…
    技术革新之花靠什么培育？我们厂的工人同志说：靠的是毛主席草命路线，靠的是唯物辩证法。
    对厂里原先那种落后的生产技术面貌，工人们早就有变革的愿望。可那时候，我们有的干部却怨天尤人，怪厂小条件差，认为变来变去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要变，就索性甩掉坛坛罐罐，等上面用新机器、新设备来武装。对这种“另起炉灶”的主张，大多数同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祥做，一是花钱多，不符合勤俭办企业的原则；二是否定了切，不符合从实际出发闹革新的源则。于是，究竟是“等”出一个生产技术新面貌，还是通过技术革新“革”出一个新面貌，这两种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是不是一定要靠买新机器“另起炉灶”呢？大家分析了广里的生产特点和落后工艺、设备的现状，从落后的生产条件中找到了改造的门路。电镀生产工艺，简单地说来，就是从酸洗、电镀、钝化、烘干不断有节奏的位移。这样的工艺过程，有它落后的一面，但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因地制宜地革新技术，主要是革掉不合理的部分，保留和发展合理的因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比如，坛坛罐罐，固然十分简陋，占场地他多，但只要改变它的外形，保留适合工艺要求的简易结构，制成一道道能够连续操作的水泥溶槽，就可以扩大作业面积，提高生产效率。源来工人拎着铁篮头来回奔跑，这种操作方法无疑也很落后，但如果吸取盛具上下料的简单原理，改用机械化的装置，就可以把工人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认识就完全不同了。于是，我们就从酸洗、电镀等手工操作最多、劳动强度最高的工序入手，用机械装置代替了手工操作；再进一步把这些单项操作联动起来，用电子技术进行自动控制，这样就在不花钱、少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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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下，彻底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生产条件。实践证明，形而上学只会给我们带来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而辩证法却给人以聪明和才智。
    拉术革新总是要靠人去实现的。如何调动工人搞革新的积极性，也会有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厂里的职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青年工人。他们刚走出学校大门，满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到厂里。但当他们手拿落后的生产工具，从事笨重的“原始操作”时，就感到老大的不高兴。有的说：“要是把电镀厂的‘镀”字改成‘子”字，变成电子厂就有劲了。”厂里有个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在青年工人中散布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影响到一部分青年工人不安心工作。肴到这些现象，有些干部的消极思想就油然而生了，认为这些青年工人“太落后”，“靠这号人改变生产面貌，变不了！”这里，不也有一个如何看待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问题吗？把消极面看多了，必然看不到广大青年工人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支流的东西看多了，必然会忽视主流的东酉。其实，青年工人向往着“电镀厂”变为“电子厂”，这种愿望就是不安于落后现状的积极因素，引导得法，就可以成为闹技术革新的动力。可是，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反面去责怪那些青年工人是“好高骛远”、“怕艰苦”、“不安心工作”。又比如，过去很多青年工人爱好半导体，在家里装收音机、电视机。这种兴趣和爱好，引导得法，也可以成为闹技术革新的一股力量。可是，我们一些同志也看不到这一点，只是责怪那些青年工人“不务正业”“影响工作”。为什么不能把青年工人对生产落后面貌的不满和对电子技术的爱好、特长，引导到搞技术革新、搞电子化上来呢？这就是片面性一类的形而上学在作怪。后来，我们逐步把一部分爱好电子技术的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激发他们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在技术革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用辩证法分析事物，从落后的生产设备中看到了搞技术革新的有利条件，从群众中看到了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狭隘的眼界打破了，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受到了冲刷，我们干部对改变全厂生产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就大大提高了。在积极组织工人闹革新的过程中，不仅爱好电子的青年工人发挥了祚用，而且许多原来不懂电子的工人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了技术水平，自行设计和安装了程序控制的电路图。厂里没有机械加工的设备，工人们就揹起铺盖到兄弟厂，利用人家放工后设备不用的间歇时间进行加工，终于把新设备一台台造了出来。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因陋就简，自力更生，胜利地打了一场改变生产落后面貌的翻身仗。
    两年来，我们广靠唯物辩证法开出了技术革新之花。它生动地表明：哲学一旦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产生的物质力量是多么巨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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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迷”的故事
    李海生陆晓禾
    上海铝制品二厂搞成了十四个电子革新项目，党支部书记老潘在大会上兴奋地说：“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自力更生道路的胜利！”他在结束讲话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不要忘记了三个“电子迷”…。
    说起这三个“电子迷”，可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哩！
    三个“电子迷”-一小陈、小施、小张，都只有二十来岁，可他们爱好电子的历史却并不短。就从小陈装矿石机的那阵子算起，已有了十五个年头。十几年来，电子世界的无穷奥妙是那样地吸引着他们，简直使他们着了迷。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他们的心思都扑在“家庭自动化”上，电子在他们的家里大显神通：晚上，光线一暗，窗帘自动拉上，电灯自动亮了；早上，六点钟一到，电子控制的收音机自动打开，播送天气预报；中午炒菜，自动滴油器会滴下适量的菜油、酱油。从此，这三个“电子迷”便出了名。
    “电子迷”之所以出名，还有着另外一些原因。
    有一天，车间工人请电工小施修理电器，找遍了金厂也不见踪影。到了下午，他才汗涔涔地跑回来。原来，他在上班的时间跑到虬江路掏电子元件去了。
    又有一次，厂里的电视机突然不亮了，拿到外面修理，才发现原来是电视机内的磁铁没有磁性。一查，又是“电子迷”搞的鬼：他们为了“家庭电子化”，用一块形状相似的普通铁块，来了个“移花接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里弄居民也跑来告状了，说他们成天试验落地收音机，吵得四邻不安。去提提意见，落地收音机是不闹了，但各家人家早上打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收音机喇叭里发出的是怪音，仔细一追查，是他们搞了二只干扰器，弄得人家哭笑不得。
    对“电子迷”的这类举动，厂里好多工人老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我厂领导说：这样搞下去还了得，该好好地给他们清醒清醒了。在一次全厂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三个“电子迷”。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心里想：这下可成了“典型”啦。虽然如此，他们搞电子的兴趣可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天，小施因为家里那只电视机显不出像，想得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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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惚，把地线和火线接在一起，差点造成人命事故。这一来，日子真的难过了，大会点名不算。团组织开会批评，小评论批判坏思想，也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越来越感到抬不起头来。因此早上进厂一窜头，下班铃响一溜头，总想早点回家搞电子。于是，他们大会不来，学习不到，小评论不看，还讲什么“开会老一套，不听也知道，不如屋里搞点小门道”。有的干部泄了气，说他们是“出了窑的砖”一定型了。
    他们真是“出了窑的砖”吗？以下的故事就会告诉人们：世界上绝对定型的东西是没有的。所谓“定型”，往往是我们一些同志头脑中的形而上学在作怪！
    去年九月，小陈工伤在家，厂里一位千部去看望他。在回来的路上，小陈的哥哥讲，小陈对电子很钻，叫他在厂里搞搞革新多好。那个千部说：“欢迎啊！”这时，小陈的哥哥露出奇怪的神情说：“为什么我每次问起，他总是粗声闷气地说厂里不要他犒革新呢？”这一番话，使这位千部蓦地想起五、六年前的一桩事来。那时，小陈、小施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出了一些革新建议。谁知被浇了一盆冷水，个别领导说，搞革新这是技术组的事，不要你们瞎起劲。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要有了图纸，才能动手搞革新。他们没学过制图，还是冢磨着画了几张“土图”，想取得搞革新的资格。结果，他们的革新建议还是没有被采纳。这样-一来，小陈很不服气，想自己搞出点名堂来。他串连了几个同志，下班干起来了。那知有的领导得知后，怕闯祸，千脆下命令不准他们领料。这一下，简直象把他们扔进了冰窖，从头冷到脚。小陈他们又气又准过，从此以后，只要提起这些事，他们就感到“戳神经”。
    旧事重提，对那些抱“定型”思想的干部，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在一次学习会上，党支部的同志们回顾了三个“电子迷”进厂后的变化过程。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到了大家的面前，“电子迷”关心工厂生产自动化的积极性为什么得不到发挥呢？他们从关心“生产自动化”走向关心“家庭自动化”的过程岂不发入深思吗？大家感到，三个“电子迷”并不是“出了窑的砖”，而是正需要治炼的矿石啊！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人也是可变的。那么能不能使关心“家庭自动化”的“电子迷”再转变成为关心“工厂自动化”的“电子迷”呢？
    于是，党支部的同志迈开双腿到群众中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三个“电子迷”都很刻苦好学，他们常常放弃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甚至把外国的电子书籍请人家翻译好再看。他们思想解放，敢于实碳，懂了音频线路的原理，就装各种类型的收音机；懂了扫描线路的原理，就学着装电视机。有一些书上没有讲到的东西，他们想到了也非要尝试一下不可。他们生活俭朴，小陈工作那么多年了，一直穿着进时穿的那儿套旧衣裳，有些朋友称他为“土人”。原来，捣蛋的“电子迷”身上，还有着不少可爱的东西哩！大伙儿觉得只要不断努力去扩大它，“电子迷”一定能赶上去，变过来。
    “灯不拨不亮，鼓不打不响”。正当大家满腔热情地想帮助“电子迷”进步的时侯，有个干部在劳动中却听到有人讲起小施最近和师傅闹别扭的事。原因呢？师傅说是“好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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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驴肝肺”，千方百计去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听小施讲，是师傅“管手管脚，祥样都要烦。”这件事又引起了党支部同志的深思。过去这师徒俩，是里出名的亲密的一对，自从小施变了以后，师傅心里急，恨不得三天就帮他变过来，有空就找他谈，看不顺眼的地方就严厉指出；小组里的同志们恨铁不成钢，也向他猛烈开火。小施-一憋气，就和师傅闹反了脸。这件事说明，单是有了都助他们的愿望还不够，还应当重视变化的条件，有了好心，还要得法。党支部又分析了过去对他们大会点名，小会批评，黑板报评论的教训，感到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祝，我出事物的特殊点，并且从这个特殊点出发去创造条件，外因才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消极因素才能化为积极因素。
    什么是“电子迷”的特殊点呢？党支部和团支部一起进行了研究，迷电子不正是他们区别其他人的某些特殊点吗？找到了针眼，就能穿针引线。于是决定成立青年业余电子技术革新小组，并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便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把他们对电子的浓厚兴趣，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因势利导地帮助他们走上正道。
    今年二月份，青年电子小组成立了。可是，等啊等，过了好多天，三个“电子迷”竟没有
    一人来报名参加。有一天，团文部书记小薄在厂门口碰到小陈，就和他谈起这件事，并鼓励他报名。小陈笑一笑，婉言谢绝了。小薄心里一急，就去找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告诉她，这几天，“电子迷”对电子小组的革新很关心，还常常向人们打听消息。又说，他们能从关心自己变到关心厂里，这就是进步，也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效果的，因此千万不可泄气。又过了几天，一柱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小陈他们在电工间摆了个摊头，也在搞革新。有人就跑到电子小组里讲，伊拉要跟电子小组“别苗头”了，拆你们的台了。这个消息一传开，厂里又议论纷纷。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大伙儿一讨论，觉得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几天来在“电子迷”身上发生的变化，说明了积极因素正在起作用，现在这种变化表现到搞技术革新的行动上来了，不正是这种进步在发展的表现吗？
    三个“电子迷”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另立“山头”自搞一套呢？原来，他们自从掉队以后，总感到厂里的同志，集体的事情，都好象和自己离得很远很远。青年业余电子技术革新小组一成立，他们心里就象起伏的波涛，的确不平静，四年前想闹革新的热情的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了。他们是多么地想报名参加进去啊！可是想到自己名声不好，心又冷了。有一天，小陈听到电子小组在搞一个草新项目，跑去告诉小施。小施忙问：“他们用什么线路呀？”“听说用光电控制”。小施情不自禁地说：“唉呀！如果叫我来搞，就用延时线路，因为”小陈立刻打断小施的话说：“好了，不要异想天开了，侬不是电子小组成员。”两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可是电子小组革新的事，却每天在他们的脑子里打旋。这时，领导和同志们三番五次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长处。他们心里一热，感到大伙儿并没有疏远自己；但静下来一想，自己在厂里毕竟牌子太臭，参加电子小组，人家未必愿意。怎么办？还是先搞出点名堂，变变招牌，再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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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伙吧。于是，他们就在电工间自己搞起了革新。一听到有人讲他们另立山头，他们又紧张起来了，生怕“鱼没吃着沾一手腥”。他们的思想斗争是多么激烈啊！只有通过细心的了解才能探索到他们内心的秘密。党支部的同志们掌握了这一切，把工作做到了“电子迷”的心坎上。领导上文持他们在电工间搞革新，电子小组的同志也来到电工间问长问短。在大家的支持下，“电子迷”一鼓作气把革新搞成功了。厂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了他们，还请他们上台发了言，电子小组的同志也跑来祝贺。此刻，他们的心情就象冲出闸门的涌流，激动万分。他们想，技术要革新，更要在思想上来个“草新”，掉了队的战士，要赶快跟上大队向前冲！他们立即报名参加了青年电子小组。
    “电子迷”进步了，大家是多么高兴啊！这时，也有一些人却在那里讲怪话，说他们“假积极”，“免子的尾巴长不了”。有的人还在暗地里对“电子迷”讲，在厂里价卖力，又不会加两钿，还是屋里搞搞吧，自己的东西飞不掉。党支部的同志们清醒地看到，围绕着“电子迷”变化的前前后后，存在着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要做后进青年的转化工作，资产阶级也不会停止他们的转化工作，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争夺战中打胜仗。他们分析了三个“电子迷”的生活环境，决定从各方面进一步扩大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去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摧动“电子迷”的思想转化。
    “电子迷”在儿年前提出的革新建议，不是被打入了冷宫吗？现在，党支部决定把它重新提出来，作为第一个革新任务交给“电子迷”。小陈他们心情可激动啦！他们坚决表示，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搞出来。他们经过了多次失败，初步取得了成功。谁知过了儿天，在操作过程中，线路发生千扰，出了事故。他们并没有灰心，准备重新探索新的路子，可是又怕别人说是乱弹琴。党支部针对“电子迷”的思想，又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使他们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中受到鼓舞。电子小组的同志也一起来献计献策，使他们看到了失败中孕育着成功的因素。许多老师傅拉着他们的手说：“小伙子，千万不要打退堂鼓，人家搞革新，要经历几千次失败的考验，我们才一次呀，好好干，有什么差错，师傅吃了苦头也不怪你们。”这是多么真挚的阶级感情啊！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小陈他们信心百倍地勇往直前，最后终于把革新搞成了。
    不久，全广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在一次班组学习会上，大家一起学习列宁论述小生产自发性的一段语录，小施觉得列宁讲的那些小生产者的心理和自己搞“家庭电子化”那阵子的样子象极了，不由得暗暗地哭了。他想，我们是新社会的青年工人，怎么做的事却象小生产者呢？“电子迷”开始懂得，不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迷电子就会“迷”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他们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辨清了方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有一次，他们在缟一项革新时，急需几只电子零件，要买，市场上缺货，怎么办？三个人一商量，回到家里，找出了这几只急需的零件。工人老师傅称攒这种与私有观念决裂的行为，并赠送给他们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搞好电子化，全靠思想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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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明了方向，搞起革新更有劲头了。为了解决生产中一直感到头痛的方形铝块计数，他们打算采用数控的先进技术，但是他们从来没学过数控，能不能搞呢？小施把这个想法和支部书记老潘一讲，老潘说：“能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到处都会有人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的。”老潘亲自陪着他们来到了数控搞得比较好的灯头二厂取经。小施的师傅，星期天还陪着他们到杨浦区科技站去请教革新能手。最使“电子迷”难忘的是铝制品一厂的老王师傅，他是铝制品行业中最早搞革新的老工人，听说是搞革新的小闯将来了，就热情地把经验传授给他们。临走时还说：“以后碰到什么问题，只管来找我，不过最好是业余时间，这样我跟你淡到深更半夜也不要紧。”回来的路上，小施他们思潮翻滚，心想，老王师傅对待革命工作这么热情，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可我为什么没想到业余时间去找他呢？他们决心好好学习王师傅的革命精神，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放弃了二百多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闹革新。在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他们初步掌握了数控的一些原理，先后搞成功了方块计数、自动抛光仪等革新项目，最近，又把电子技术运用到熔炉上来，使铝锭加料、开炉门、加油、送风、控温实现了自动化。同志们都说，三个“电子迷”那股“迷”劲使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起有伏，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没有曲折和反复。“电子迷”在草新成果面前碰到了一个怎样对待荣誉的新问题。有些人对他们说，搞革新主要靠你们几个，讲起荣誉来却是整个电子小组的，多不合理呀！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们与电子小组的其他同志一时出现了不团结。不少同志焦急地说，“电子迷”真是反复无常。党支部却认为，出现了反复，并不等于反复无常，“电子迷”反复的根源，是由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影响。他们和“电子迷”一起回顾了依靠集体智慧搞革新的过程，使“电子迷”认识到，离开了厂里厂外工人老师傅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是不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滴水离开了大海江河，就要干涸，个人脱离了集体，便会一事无成，要千社会主义，就要团结一致。最近，他们和其他同志一起大胆设想了下一个战役的计划，一要实现从熔铝到浇铸全过程电子化，二要实现铝壶生产线电子控制自动化，并努力发展到群控，随后再是电视遥控。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一百多个工人操作的生产线，只要几个人掌握电子控制台就行了。这就需要有更多懂得电子技术的人。“电子迷”便尝试开办“电子课”，努力普及电子知识。他们想起过去搞“家庭自动化”的情景，那只是小生产的天地，而今展现在眼前的是社会主义大生产蓬勃发展的光辉图景。一是鼠目寸光，天低云暗；一是高瞻远瞩，前程万里。他们深深感到走“家庭电子化”的道路越走越狭窄，走社会主义电子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前进的道路没有止境，“电子迷”的故事也没有到此结束。现在，小陈已是厂里技术革新领导小组成员了。他和小施、小张正同厂里的许多同志一起紧张地战斗。时代在前进，革命在发展，我们希望三个“电子迷”和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广大革命青年一起，继续革命不停步，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航向前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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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石
    歌
    第十二章伟大的飞跃
    “苏州”轮在辽阔的海面上急急地行驶。
    这次与鲁迅同行的，有三个要转学到中山大学去的广东籍学生。开船不久，就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老是钉在后面。鲁迅判断：“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此人谬托知己，硬来攀附，鲁迅当面加以拒斥，但他总是嘻皮笑脸，一直跟着。于是鲁迅通知三个广东籍学生注意防备，使那人毫无所获。
    与鲁迅同房间的，是一个除丝绸之外毫无所知的丝绸商人。鲁迅与他无话可谈，就一个人走到甲板上去看海。
    海是美丽的。船的一边是一片汪洋，一边则时时闪过一些岛屿。因为没有风浪，就如同坐在内河的船上一样平静。到了夜间，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
    鲁迅凭栏远跳，思绪翻卷。在密探的“护送”下离开了纷扰的厦门，广州将是什么样的呢？这，他还需要观察，还需要思索。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生活的波浪决不会象眼前的海水那样平静。当夜，他坐在船舱里写道：“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是的，陆上，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风涛在等待着鲁迅。
    自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浩浩荡荡的北伐队伍从广州出发以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和各地的工人运动怒潮滚滚，奔泻千里。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虽然一时还不敢撕去假面具，但是继“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以后，却不断唆使他的爪牙，攻击中国共产党，分裂工农运动，故意制造事端，一步步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也正在改变颜色。
    在鲁迅即将要去任教的中山大学，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窃踞着学校大权的戴季陶、朱家骅等国民党右派，妄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改造”这所有着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学校。但是，广大青年学生都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于当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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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戴季陶、朱家骅他们只得唱着“左”的高调，竭力装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以欺骗群众。现在鲁迅要到这里来了，他们觉得又有了一个欺骗青年的机会，因此急着要做拉拢工作。正当鲁迅航行在海上的时候，他们又是发表捧场文章，又是筹划“欢迎”骗剧，忙成了一团！
    在同一时刻，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兴奋地等待着鲁迅的到来。中山大学对面有
    一座普通的楼房，这是中共粤区区委的秘密机关。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这里召集了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毕磊等同志在研究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同志对鲁迅自“五四”以来的言论、行动，特别是“三·一八”前后的斗争作了分析和估价。他认为：鲁迅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在前进着，并且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其走狗一直在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陈延年同志要求大家：“鲁迅抵粤后，你们应当迅速帮助他了解这里的情况。当鲁迅对局势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最后，他还对毕磊说：“你要陪着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他喜欢青年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
    一月十八日午后，“苏州”轮在蒙蒙细雨中抵达广州。鲁迅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中山大学，住在处于学校中心的一个通称“大钟楼”的楼上。
    这时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他可以经常到各处走走。他游览了幽静的北郊，参观了广州一年一度的花市，也在蔓草和荆棘中登临过越秀山。在兴致勃勃地领略南国自然风光的同时，他更是敏锐、深刻地观察了广州的政治气候。
    广州，鲁迅曾热切向往过的广州，已不如想象中那样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了。虽然街头还贴着不少革命标语，有时还能看见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走过，但是，国共合作的裂痕已经出现，这个“革命后方”的反动势力正在逐渐拾头。诬蔑共产党的谣言时隐时现，破坏工农运动的挑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广州公安局也颁布了限制工人的反动命令。越秀山头的乌云越压越低，珠江岸边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了。
    鲁迅所关心的广州文艺界更是沉寂。郭沫若已随师北伐，创造社的其他人也先后离开，原先准备与创造社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的愿望就落空了。
    到书店一看，景象也很寥落。宣传革命的新书并不多，相反，为北伐战争的对象一北洋军阀服务的《现代评论》，在这里竟很畅销…
    看到这一切，鲁迅在到达广州后不几天就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广州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二样”。
    住进大钟楼的第六天，一月二十四日，正在郊外别墅度假的朱家骅赶来对鲁迅大献殷勤。朱家骅，“五四”时期曾混迹于当时的一些学生运动，鲁迅在北大任教时早就和他相识。但这时，他已是国民党右派所赏识的人物，日夜奔走于豪门之间。因此，虽然可以说是“故人相见”，鲁迅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朱家骅提出学校要为鲁迅开欢迎大会，鲁迅拒绝了。
    就在朱家骅访问鲁迅的当天下午，三个青年走进了鲁迅的房间。其中的一个短小精悍，朴实沉着，他就是中共中山大学支部派来的共产党员毕磊。鲁迅端出路上带来的点心，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谈了一会，毕磊就请鲁迅第二天去参加一个欢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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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欢迎了，学校要欢迎也回绝了。”鲁迅说。
    毕磊告诉鲁迅，这次欢迎会由学生会出面，是青年学生自己组织的，希望他一定去参加。
    出自广大青年学生心底的要求，鲁迅怎么能够拒绝呢？他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欢迎会在中山大学最大的礼堂里召开。学校还没有开学，平时校园里很少有人，总是一片宁静。但是，今天学生们一得到召开这个欢迎会的消息，早就纷纷赶来了，礼堂的楼上楼下，连过道的窗口上都挤满了人。当时学校中有一个直接受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学生组织，叫“树的党”，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为了防止他们捣乱，还派了专人维持会场秩序。
    鲁迅由毕磊陪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走进了会场。
    朱家骅也来了，原来他自己组织的“欢迎会”被鲁迅回绝以后，就想方设法钻到这里来混水摸鱼。
    会议刚开始不久，朱家骅就以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乘机上台讲话，一副虚情假意，口口声声说鲁迅是“革命家”，是“战士”…鲁迅对这种捧场十分反感，他立即当众声明说：
    “大家很热忱，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朱先生说我是‘革命家'，我这个人有什么‘革命’？我不是什么战士’和革命家’。朱先生的那一套我不承认。”
    鲁迅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过去儿年的经历，掷还了朱家骅送来的一顶顶纸糊的桂冠，然后话锋一转，顺着“革命”二字发挥下去了：
    “我在厦门时听说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很革命的地方，‘赤化了，‘红”得很，既然如此，我很想来看看，看看广州的革命究竟怎么样？‘红’得怎么样？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礼堂里一片静寂，大家等待着鲁迅的答案。
    “跑来一看，果然是革命’了！满街红标语一红布标语中还有用白粉写的字一‘红中夹白’！”
    “红中夹白”！这是对当时广州政治形势的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清醒的认识！“我对这种革命真有点害怕！”鲁迅补充了一句。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就这样，鲁迅从一踏上广州的土地，便敏感到革命潜伏着的危机，因而对某些国民党新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鲁迅住的“大钟楼”，据学校当局说，是全校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可是就在这“最优待的住所”里，每夜有十多只至二十只老鼠纵横驰骋，使鲁迅很难入睡。而到了白天，他还要在这里对付另外一群“狐鼠”：自住进来以后，几乎天天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红红绿绿的礼品，来“表示敬意”。鲁迅的回答常常总是这么一句：“立即拿回去！”不在学校露面的戴季陶，也送来了邀请鲁迅赴宴的请帖。戴季陶其人，鲁迅是有所了解的。就是这个人，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曾先后发表《孙文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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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公开宣传孔孟之道是“国家的道德”，并以此为武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形成了反动透顶的所谓“戴季陶主义”。当时，他虽然挂着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招牌，实际上却整天在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四出奔波。鲁迅怎么会到他的官邸去参加宴会！但是，紧接着，陈公博、甘乃光、丁推汾、孔祥熙等国民党老爷的请帖也象雪片一般飘来了。鲁迅同他们素不相识，现在竟如此大献殷勤，从这一张张色彩斑烂的纸片上，他进一步“感到形势是另有缘故”。到后来，这些纸片在桌上实在积得太多了，他干脆把它们一张一张插在收发处的信插内，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用浓墨写着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愿相反，鲁迅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却日益密切。毕磊多次受党的委托，拿了《向导》、《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党团刊物送交鲁迅。鲁迅一见毕磊来到，总是非常愉快，两人经常促膝谈心，有时甚至谈到深夜。要是星期天，他们还会一起到书店里去看看，到花园里坐坐。毕磊向鲁迅介绍了党对目前形势的一系列看法。蒋介石集团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工农革命的种种迹象，鲁迅是耳闻目睹的，毕磊的分析，鲁迅觉得明晰而精当。听毕磊说完，鲁迅也乐意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把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拉拢他的种种丑剧和他的态度告诉毕磊。这种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常常引得这位平日不太爱说笑的年轻共产党员也禁不住笑出声来。一九二七年三月，通过毕磊，鲁迅还秘密地来到中共粤区区委，和陈延年同志直接见了一次面，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后，尽管他教育工作极其繁忙，还是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关心党支部支持出版的刊物、壁报，甚至每月捐助经费。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又是全校唯一的正教授。他在中文系讲授的课程是：“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他博大精深而又生动风趣的讲解，象磁石一样地吸引着青年学生。
    一九二七年春天的政治形势真是瞬息万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展开了：盘踞在南昌的蒋介石，天天与帝国主义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策划着叛卖革命的阴谋。他先亲自派出戴季陶潜赴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接着，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也以“反共灭共为条件”来与蒋作交易。南昌的阴风吹遍各地，广州街头，也已隐伏着凛凛杀机。广州国民党报纸上开始用醒目的大字刊登出胡编乱造的所谓“退出共产党声明”，扬言要共产党“气死”。鲁迅的处境也不一样了，不久前还在为他大唱“赞美词”的报刊，如今却开始对他发起了攻击…
    广州的政治风向，连北洋军阀的走狗，“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也嗅出来了。他们纷纷抛弃了厦门大学“山河永固”的饭碗，或者舍弃了北京“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跑到青天白日旗帜下来“服务”了。
    这一切，鲁迅都看在眼里。他总是利用演讲的机会，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向那些沉醉在革命口号中的天真青年敲起了一阵阵警钟。他向广州青年指出：广州可以做“革命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并非是革命的“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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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革命的“败坏”。
    任何反动派要搞反革命政变，总要制造复辟倒退的舆论。当时，伴随着国民党右派的霍霍磨刀声，孔孟之道的霉腐气息也越来越浓烈。不仅封建遗老遗少的尊孔活动日渐猖獗，而且那些还口唱着“革命”高调的人们也步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尘，热衷于孔孟之道的宣传，甚至连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分子也对此格外热心起来。鲁迅根据长期的斗争经验，已惯于从孔孟之道的毒雾中来辨别政治气候，惯于从反动派对孔孟之道的热衷程度来分析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祸心。因此，二月间，他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到香港去了一次，在那里一连作了两个反孔演说：《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他揭穿了在中国“最有权势”的帝国主义者和“接近他们”的一群中国人的尊孔阴谋，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受更多的苦，做“下等奴才”，直至中国灭亡。而他们手上的险恶武器孔孟之道，则是使人“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的“软刀子”。因此，他大声号召青年们抛弃“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的“老调子”，不再说孔孟之流的话，“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鲁迅这次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赴港演说，使人民和敌人都很震动。在去港的船上，有
    一位广东船员认出了鲁迅，就很担心他会遭到反动派的迫害。这位船员觉得，鲁迅如在广东遭到不测，会使广东人民很不好过。于是他热情地帮鲁迅筹划：如被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港时如何避免速捕，住在什么地方为好…无所畏惧的鲁迅感到船员有点过于紧张，但还是深深地感激这位热心人。抵港后，反动派虽然不敢直接迫害鲁迅，但鲁迅得悉，在他来之前，演讲会的主持人就遭到了干涉，后来又有一些坏人来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讲。演讲之后，香港各报又“奉令”不准刊载讲稿。但尽管阻力重重，鲁迅还是对着济济一堂的青年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两次演讲，二月二十日回到广州。
    返回广州后，三月二十九日黄花节那天，鲁迅又到岭南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鲁迅演讲中提醒广大青年，革命还远未成功，要警惕那些攀折革命之花、摘食革命果实的人们！
    就在黄花节这天的下午，鲁迅出于对校内国民党右派和“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的厌恶和憎恨，和老朋友许寿裳、助教许广平一起搬出大钟楼，移居到了广州东堤的白云楼中。
    其时，已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蒋介石钻到上海以后，一面假惺惺地派了军乐队，吹吹打打地给上海工人阶级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一面却在暗中准备篡政夺权，形势已经愈来愈紧张了。
    四月八日，鲁迅在共产党人应修人同志的陪同下，又应邀到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在演讲中，他精辟地阐述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暴力的巨大作用。他说，对于手握屠刀的反动派，如果我们“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是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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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轰走了”。同时，鲁迅还强调了做革命人的重要性：“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些话，已闪耀着历史唯物论的熠熠光芒，体现了鲁迅对这些问题的崭新认识。
    近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鲁迅心中翻腾。这是由沪、宁克复引起的。
    上个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占领了上海，二十四日，北伐军又攻克了南京。消息传来，广州各阶层群众欢欣鼓舞，集会、游行连续不断。而这时的国民党右派，尽管已经满腹杀机，摆好了随时向革命力量猛扑过来的架势，但他们暂时还没有发作。因此，广州全城笼罩在一片胜利的气氛中。
    鲁迅敏锐地觉得这种气氛不怎么对头。对沪、宁的克复，鲁迅内心自然也感到高兴。对于象他这样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革命事业的老战士来说，一旦听到这样的喜讯，怎能不兴奋呢！但也正是由于鲁迅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经受过无数的挫折，尝到过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痛苦，看到过敌人不断变换的脸相，因此他又对革命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革命是在前进，但其中是不是潜伏着危机？敌人是遭到了失败，但他们会不会改变手法破坏革命？庆祝胜利虽属必要，但因此而产生陶醉和骄傲，会不会思想麻痹、肌肉松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答案很清楚：在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工作正在默默地进行，随着革命势力的扩大，连一些最顽固的敌人也都变换手法，正在乘机钻了进来。“革命策源地”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四月十日，鲁迅决定写一篇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把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告诉读者。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吧，当他一拿起笔来，就觉得思绪万千，有许多或远或近或断或续的画面接连掠过脑海，他忽而想起十六年前辛亥革命时曾经光复过南京，还给捐躯沙场的战士立了一块纪念碑，但到民国二年以后，便被北洋军阀张勋毁掉了。忽而又想到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京被捕，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是啊，过去的革命有失败的教训，必须吸取；如今的胜利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必须捍卫。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目光停留于
    一时一地的胜利，必须继续痛打“落水狗”。鲁迅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郑重地提笔写道：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怎样才能“永远进击”？夺取“最后的胜利”？鲁迅想起了一个人：列宁！
    鲁迅结合革命实际学习列宁著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革命每前进一步，他就对列宁的论述有一番新的体会。前些日子鲁迅从毕磊手中得到过许多本《少年先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曾经认真阅读过，特别是该刊第八期上的一段列宁语录使鲁迅为之沉思良久，如今，在中国革命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时，他更觉得这段语录的份量，觉得它犹如一道强烈的光束照亮了自己经过长期探索才体察到的斗争经验，讲出了自己长期蕴积胸中、想讲但又不能透辟地加以论述的话，此刻，鲁迅怀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引用了这段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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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注）
    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一连四次提到列宁，一连用了三个“进击”。列宁就是领导千百万革命群众向反动势力发起进击的伟大革命导师，“进击”就是鲁迅此时全部注意力的焦点。
    果然就在鲁迅写完这篇文章的两天以后，黄浦江畔响起了刺耳的枪声。蒋介石终于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阶级举起了屠刀。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叛卖，革命者的鲜血，在自己用武装起义夺来的城市中遍地流淌！
    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带着血腥味的反革命逆风很快就刮到了广州，也刮到了中山大学。
    四月十五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许广平家里的人跑到白云楼，找到许广平，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指鲁迅）的，叫他快逃走吧！”许广平马上跑到楼下，见街道上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候调动。河对岸店铺的楼上，是工会办公处，现在透过阴郁的晨雾看过去，人影晃动，一片纷乱，似乎在查抄。
    许广平知道事情不好，回来敲开鲁迅的房门，把一切告诉了他。
    这天，全市电话不通，交通断绝，商店关闭，枪声不断。广州公安局长还发出了这样的布告：“奉总司令（指蒋介石）训令。迅将共产党分子全行逮捕，并将各工友纠察队勒令解散。”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于是，令人气愤的消息一个个地传来：黄埔军校的武装被解除！
    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
    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一批批遭到逮捕！整个上午，鲁迅是在极度的愤怒和焦虑中度过的。
    下午，他接到了参加各主任紧急会议的通知。屋外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为了到会上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扑进风里、雨里，急急地朝中山大学走去。学校里，原来那些“红底白字”的革命标语一夜之间全被反动标语覆盖住了。会议室里，更是一片沉闷的气氛。朱家骅等人今天完全把自已的假面具撕了下来。不久前，他们还故作激烈地公开宣布要带领着学生“往左走”、“往左走”，现在，却在破口大骂共产党。
    注：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斯大林论列宁》一书，此处译文为：“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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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非常愤怒，他站起来，厉声责问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但他们竞公然说：中山大学是“党”校（即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学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
    面对着这种气势汹汹的反革命淫威，有少数几个教授原先还准备响应鲁迅的活，现在也不吭声了。但是，鲁迅又一次站了起来，义愤填膺地据理力争，坚持营救学生。
    早就下了反共决心的反动派，怎么会让步呢？营救学生的行动没有效果。街上，囚车还在飞驰；学校里，还在继续搜捕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逼视着坐在对面的朱家骅一伙，就象一下子终于看透了他们反革命的五脏六肺。满腔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当即辞掉了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回到白云楼，鲁迅脸色严峻，一语不发，心情非常沉重。等待着消息的许寿裳和许广平急切地向他询问营救学生的情况，他把经过情况和自己辞职的决定一一向他们细说了，许寿裳和许广平立即决定也采取同一行动，从此不再回中山大学上课。这天，鲁迅连晚饭也吃不下去。很快，报上就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是日共捕共产党分子二干余人之多。”在中大“捕获”的名单里，有毕磊的名字。
    对于毕磊同志的被捕，鲁迅非常悲痛。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失眠。他在许寿裳面前多次谈起这个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湖南青年，并满怀深情地感叹道：“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过了几天，戴季陶和朱家骅这两个反动家伙出现在被捕的中山大学学生面前，阴险地以学校领导的身份诱劝被捕学生“自首”。
    突然，一个瘦小精悍的青年从被捕学生的队伍中跳了起来，操着洪亮的湖南口音，慷慨激昂地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叛变革命的罪行。说完，他还英勇地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个青年，就是毕磊。
    戴季陶、朱家骅又气又恨，命令把毕磊拉出来，当场用铁链锁住，又用刺刀戳得他体无完肤，推推搡搡地拖走了。
    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位英勇的共产党员装入麻袋，和其他几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起，被活活地丢到了珠江里…
    毕磊同志的壮烈牺牲，深深地刺激了鲁迅。很长时间以后，鲁迅还怀着难以隐忍的悲痛对人说起：“毕磊死了，是被铁链锁住了弄死的…”
    露出了毒牙的反动派还想笼络人心。他们怕鲁迅的辞职会引起大批学生离校，因此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挽留”。先是朱家骅亲自出面，几次跑到白云楼来“探访”，后来又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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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文科学生代表”、“学生会代表”来“面致慰留信”，最后，还派学校总务长两次持所谓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函件，劝鲁迅留任，“早日返校共策进行”云云。随同这些“慰留信”，还送来了鲁迅已经退回的聘书。
    对于朱家骅和各种“代表”，鲁迅或是当面回绝，没有商量的余地；或是干脆拒之门外，不愿接见。对于“慰留信”和聘书，第一次送来，鲁迅的回答是“退回”；第二次送来，他的回答又是“退回”；第三次送来，他的回答还是“退回”！
    于是，鲁迅与中山大学断绝了来往。他有多少愤怒和仇恨需要倾吐，但在当时，那有说话的地方？他只得强捺着心头的怒火，在白云楼里编编《野草》、《朝花夕拾》那些旧稿。
    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几乎天天不断。在中山大学，许许多多曾热烈地欢迎过鲁迅，认真地听过鲁迅讲课的青年学生都遭到了迫害和虐杀！
    令人发指的消息象一条毒蛇在隐隐地啮咬着鲁迅的心，猛烈地震撼着他的思想。长期来，他把教育和唤醒青年起来反抗黑暗统治作为自己的使命，今天，他怀疑自己的战斗效果了。一年前，段祺瑞政府在北京枪杀了青年学生，鲁迅曾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但在这
    一年里，他“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而“屠伯们”却“逍遥复逍遥”！只号召反抗而不指出革命的前途，仅仅把青年的脑子和感觉弄清了，弄敏了，而又不知道夺取胜利的道路该怎么走，那末，等待着他们的还不是死亡，还不是被送到吃人的筵宴上去！在吃人者的眼里，这些敏感的青年就如鲜活的“醉虾”，吃起来反而尤其畅快。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甚至悲痛地感到，自己也在帮着排吃人的筵宴。
    问题究竟在哪里？极度的悲愤和深沉的苦闷，在鲁迅心中交织起来。几年来，由于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解剖自己，他的思想已有一种明显的“变迁”，尤其是离开厦门的时候，这种“变迁”就更大一些。但是根本的思想矛盾没有解决，一遇实际，还常常碰壁。例如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叛变，富有斗争经验的鲁迅虽有一些预料，也作过不少斗争，但当事变真正发生的时候，其惨酷的程度又超过了他最坏的估计，超过了他过去的思想所能接受的范围。他曾说，当时，残醅的现实竟使自己有点“目瞪口呆”，深有被“从梦境放逐”的感觉。
    四月二十六日，他在为自已的散文诗集《野草》所写的《题辞》中说，在这“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他“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对于向自己旧的生命告别而感到“坦然，欣然”。但是，“新的生命”该是什么，他心中还很不明确。几天以后，他为自己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了一篇《小引》，从中透露了当时纷扰的心情：“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莞杂”；而“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或芜杂的文章”
    “离奇”的社会现象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芜杂”的心绪必须来一番彻底的整理。鲁迅进一步感到了自我解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觉得应该进一步将自己“诊察”一番，寻出自己的“真症侯”。
    刚来广州时，由于忙，鲁迅总叹息自己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现在，正是细细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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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这时，同住在一起的老友许寿裳已于六月初离开广州，白云楼显得更加寂寞、冷清。广州的天气热得很早，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从西窗望出去，时而是炎热的阳光，时而是如注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飘泊着一只只破旧的帆船，渔家的哀歌随风消失在
    苍茫的远处…
    眼前的景象，自己的境遇，使鲁迅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鲁迅想起了自己走过来的整个战斗历程。为什么自己的努力反而得到这样的效果？他又一次重新审视自己曾多次怀疑过、但还没有根本抛弃的思想武器一进化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已把鲁迅的眼睛冲刷得更加明亮，他终于看出了进化论的症结所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鲁迅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世界就是如此进化着；总是抽象地觉得杀人的大概是老年，这种老年死去了，中国就会有生气，革命的前途也大可乐观。然而，事实撞碎了这种看法。北京、厦门那些恶少，尤其是中山大学的“树的党”分子和其他反动学生从反面教育了鲁迅。他们也是青年，但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反动手段丝毫不此反革命的壮年和老年差。事实证明进化论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现象！鲁迅说，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确信：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受本阶级意识的支配”的。离开了阶级斗争，便谈不到革命，谈不到发展，谈不到前进1
    正当鲁迅在这样进行自我解剖的时侯，政治形势还在继续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四·
    一二”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在革命者的血泊中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就愈加疯狂了。广州的屠杀也继续在进行着，“四·一五”以后不多时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竟达二千一百多人！在武汉，打着“左派”旗号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一边装模作祥地“声讨”蒋介石，一边也渐渐露出反革命的原形，于七月十五日公开宣布反共一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
    败了。
    随着政治气候的突变，围攻鲁迅的黑浪也在广州乘势泛滥起来。许多鹰犬借探访、研究、请教之名，窥伺在鲁迅周围；过去曾请他作序的书，也借故取回，不要他作序了；曾请他题签的刊物，也悄悄换掉了；有的报纸竭力不使“鲁迅”的名字出现；有的报刊还攻击鲁迅“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有的更是捏造他逃到还未“清党”的汉口去了，意在告发鲁迅是“共产党”。甚至连跟着鲁迅同来广州的几个学生，也因鲁迅而找不到学校读书了。不仅如此，反动当局还别有用心地派人请他去“演讲”，妄图从他言论的“过失”中我到迫害他的“把柄”。
    对此，鲁迅不畏惧，不退却，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七月间，他曾应“邀”到广州知用中学作了题为《读书杂谈》的讲演。与中学生谈读书，看来十分普通，但鲁迅却另寓深意。他号召青年不要害怕空前微烈的斗争而躲进书斋，“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鼓励青年去勇敢地读一读社会斗争“这一部活书”，而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做一口听凭摆布的活“书橱”。这些话，说明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与反动派争夺青年的斗争继续了下去。在同一个月，他还曾应“邀”到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这个初看是专谈文学史的学术演讲中，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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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阶级斗争与文学现象的关系，高度评价了魏晋时代的法家人物曹操：“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同时，鲁迅以古例今，用魏晋时代的阶级斗争历史影射和抨击了以“巧取豪夺”的手法篡权杀人的蒋介石反动派。他在酷热的天气中挥汗讲完了这个专题，反动的广州市教育局立即索取了他的讲稿，但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把柄”，也就奈何他不得。
    然而，一面是坚持战斗，一面他也更进一步感觉到：要彻底战胜这些麇集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时显得“浩浩荡荡”的阶级敌人，孤军奋战显然是不行的。鲁迅最终地把信仰和希望倾注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
    几个月来，他经常在心底深深地悼念着毕磊和其他牺牲了的共产党人。在深沉的悲痛中，鲁迅把自已和共产党人作了这么一个严峻的对比：在这次屠杀中，为什么自己虽被围攻而没有生命危险，共产党人却“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这是因为，他们是实地的革命者，而自己写的文章，倒如一箭之入大海一样。鲁迅想，他们的主张和行动远比自己的有实效，他们，只有他们，使反动派真正害怕了。
    正是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鲁迅以凌厉的笔锋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谈“激烈”》、《扣丝杂感》、《可恶罪》、《小杂感》等直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文章，揭露了蒋介石一伙刽子手的真面目，唯妙唯肖地画出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提醒人们注意“防被欺”。鲁迅还指出，反动派以“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的“莫须有”罪名杀了大批革命者，其实，他们“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日：可恶罪。”他们认为“可恶”，便可肆意杀戮。在这里，鲁迅把国民党反动派为屠杀共产党人所制造的种种“理由”，全部戳穿了。对于当年“效忠”于北洋军阀，现在又幡然一变，在“青天白日”旗下起劲反共的“正人君子”们，鲁迅直截了当地喝问他们：“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这些战斗檄文，已初步地体现了他新的思想高度，反映了他自我解剖的思想成果，已清楚地表明鲁迅正是在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自觉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当时，鲁迅也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些全国各地阶级斗争的形势，但很困难。广州反动当局严密地封锁着各种消息。无论杂志书籍，无论中文外文，凡有涉及“火”、“赤”、“烈”等字样的，一律查扣。甚至在杂志里有一篇旧俄时代的翻译小说，也因一个“俄”字而被没收。有
    一个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鲁迅订阅的杂志，友人送给他的书籍，也大多在扣留之列，很少能收到。广州几乎成了一个“沙漠”。在鲁迅身边，有的只是几个恶意的批评家还在竭力搜索他的“坏处”，以便攻击，但正如鲁迅所说，“他们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
    有一次，他好容易收到了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期《北新》周刊。翻开一看，其中有一篇时有恒写的杂感《这时节》，对鲁迅的沉默表示“怅惘”。这篇文章回顾了鲁迅“五四”时期的战斗业绩，接着就说：“我们还是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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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这种呼声表明：在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刻，过去曾从鲁迅这里获取过思想力量的许多青年，正期待着鲁迅继续带领他们前进。
    鲁迅一段时期来较少发议论，较少写文章，倒不是因为忙，连写字的工夫都没有，而是在进行着紧张的自我解剖。期待着鲁迅的读者们哪里会知道：平静的表面下正澎湃着汹涌的思想激流！现在，自我解剖已有了初步的成果，他决定把这个结果公开出来，回答朋友们，也回答窥伺在四周的敌人。
    因此，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正当腥风血雨笼罩着祖国大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重新集结力量准备新的战斗的时刻，伟大的革命者鲁迅以通信的形式，写下了《答有恒先生》这一篇重要文章。
    鲁迅一开头就写道，在这封信里，要“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思想。他叙述了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对自己过去战斗道路和斗争效果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武器—进化论的重新认识，对阶级敌人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鲁迅写道。他以异常坦率的胸怀，深切感人的笔触，宣布了自己旧的思想武器已经无效，而共产党人的主张行动才真正“见效”。时有恒不是希望鲁迅针对眼前的现实再象“五四”时期一样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吗？鲁迅非常诚恳地回答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讲完了这一些，他说：
    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一这正是一切革命者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也是鲁迅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的根本原因。“五四”以后，为了探求前进的道路，为了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搏斗中焕发出更大的战斗力，他曾多少次地整理和解剖过自己的思想！在黄沙蔽天的北京，面对着新文化运动的急剧分化，他曾深感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恐怕传染给别人”而急于“想除掉他”；在寂寞的厦门海边，为了使自己跟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步伐，他也曾以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来将过去生活中的“陈迹”埋葬。就这样，不断解剖，不断前进，不断磨砺着手中的武器，不断获取战斗的动力，不断排除着旧思想的杂质，不断积累着新思想的因素。终于，他的思想达到了《答有恒先生》所表述的高度。这篇文章表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在“五四”以后思想上新因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鲁迅的思想已开始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思想上的质变，在他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加快速度，并胜利完成。
    《答有恒先生》一文的发表，就象在当时正处于更加剧烈分化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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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前进的旗帜。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离了革命，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蒋介石滴血的屠刀面前吓得瑟瑟发抖，有的甚至在反动政府中谋取了一个席位。这时，恰恰在这时，鲁迅却公开宣告自己向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思想明晰了，鲁迅就更加“坦然，欣然”。他说，如果现在反动派来审问他：“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他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
    九月十日，是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冷寂。这天晚上，鲁迅校完了《唐宋传奇集》。在《序例》之后，他豪迈而含蓄地写道：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气概，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极度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
    然而，四周难道永远是“大夜弥天”吗？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指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八月一日，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九月初，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给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一个个动人的消息，终于冲破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不断传来，鼓舞着鲁迅参加新的战斗。在广州，他已经生活、战斗了八个多月。现在，他已觉得无可留恋。他向往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想在那里寻求新的战友，开辟新的战场。
    他对许广平说：“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九月二十七日，趁反动派的监视稍稍松懈，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轮，离开了广州。这天天气不好，层云欲雨，海面上也卷起了层层波涛。鲁迅乘坐的“山东”轮劈波斩浪，在浩瀚的大海里前进！
    (续六)
    启事
    《鲁迅传》前半部共十二章已连载完毕，读者有何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转作者，以便修改。《鲁迅传》的后半部，以后仍将继续连载。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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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五年
    第十一
    期
    总第二十七期
    XU三>X1yU=1A可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比欣注出版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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